语言暴力——台湾民主政治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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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暴力——台湾民主政治的尴尬一、台湾民主政治中的语言暴力台湾2004年的“总统”大选，陈水扁大打“认同”牌，以认同台湾与不认同台湾，以“爱台”与“卖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的对策打击对手，用极端意识形态取代台湾社会与民生议题。四年来，陈水扁政绩平平，他意识到靠民生政策之争无法获得选举胜利，于是通过“认同”牌来转移民众视线，以致造成意识形态泛滥，偏离了台湾社会正常的发展。他声称，谁不支持他谁就是“不爱台湾”，谁不支持“公投”谁也是“不爱台湾”，一种话语霸权和语言暴力甚嚣尘上。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的十年“文革”，在那个年代，也是各种帽子满天飞，“走资派”、“保皇派”、“牛

2、鬼蛇神”、“资本主义的毒草”、“汉奸”，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今天，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台湾也实行了台湾式文革，台湾的民主政体被这种语言暴力严重污染。从“外省人”、“中国人”，到“爱台”、“卖台”、“中共同路人”、“台奸”，再到“流产的七日政变”和“流产的军事政变”，台湾社会遭到了语言暴力前所未有的摧残与破坏，台湾民众遭到了语言暴力空前的凌辱与虐待。整个社会人为地撕裂为两大阵营：不是“爱台”，就是“卖台”；不是“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他们甚至要外省人（中国人）滚回大陆去，这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尴尬。政治意义上的暴力既包括有形的暴力（如肢体冲突，武装政变），

3、还包括无形的暴力。语言暴力就是一种无形的暴力。相对于一般暴力，语言暴力杀人于无形之中，而且破坏力更强更持久。价值的沦丧，正义的失范，社会的沉沦，人心的冷漠，伴随着婚变、家庭破裂、移民、自杀，形成台湾政治生态的另一个切面。语言暴力真像一种“政治病毒”，人们一旦“中毒”，就会“失去理智”，“即使是亲朋好友同事，一旦立场不同，就是非我族类，一概吠之咬之，非置于这些异类于死地不可”。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赢家却是那些语言暴力的操纵者。他们垄断了“爱台湾”的“专利权”。本来，“爱台湾”是民进党赖以起家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确定了台湾的主体性，肯定台湾文化的尊严，“但在这些价值

4、论述被民进党发展到极致后，却形成了垄断与专利，爱台湾与否被操作为是否支持民进党的指标”。这样，“爱台湾”也就由一种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语言暴力，成为打击异己、党同伐异的工具。二、语言暴力：民主政治的病变从本质上看，民主政治与语言暴力是不相容的，而语言暴力在台湾的发生至少说明，台湾的民主政治正在发生病变。民主的精髓是调和与包容。在罗伯特·达尔看来，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前提：宪法对待它的成员应当把他们当做具有同等资格参与决策过程，制定社团未来决策的平等个体。民主政治承认社会的多元性和利益的分散性，并且以此为出发点对于政治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已经包含了平等、

5、公平、包容的价值取向。更确切地说，民主就是一种调和机制，它综合和协调多元的利益、政策和主张。有些理论家甚至认为，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使其避免多数人暴政的侵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不仅要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更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而在现今的台湾，动不动就扣帽子，将所谓的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民主的价值，要想取得民主的权利，必须先通过主政者的“政治法庭”，“主政者透过‘政治法庭’，任意抛出几句‘形容词’，就操纵了一切黑白是非”。“在一个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上，政府对民众是建立在责任政治基础上”，这与爱不爱台无关。凌驾于一切国家体制的“政治法庭”违

6、背了民主的价值关怀。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它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不爱台”而对他进行歧视。即使他真的不爱台，社会公共权威也必须同等地保护他的合法权利。“在自由主义国家，只听说人民有不爱国的权利，没有听过国家有不爱人民的权利”。语言暴力是言论自由的死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独立概念，而是一个关系范畴。言论自由也只有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理解，才具有意义。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是以不侵犯别人同样的言论自由为前提的。因而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对称的、平等的。而语言暴力则是一种非对称的、不平等的言论自由。在台湾，爱不爱台的解释权垄断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不容别人质疑和反对，否则就会

7、上纲上线，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质疑总统玩弄公投，就被指为‘反对公投就不是台湾人，而是中国人’；质疑政府的法案或预算案，就被指为‘唱衰台湾’；如今，质疑三一九枪击案、主张以验票澄清大选结论，又被指为‘政变’”。似乎唯一的法典就是：“反对我者，就是不爱台湾，就是国家的叛徒。”就连民进党立委沈富雄也遭到民进党的语言暴力。沈富雄不满陈水扁把“爱台湾”作为选战主轴，道出了自己的社会良知，这实际上代表了台湾社会的理性声音，因而得到了国民党、青年学生、许多台湾民众的支持和响应。民进党上下却对他进行谩骂、侮辱，容不下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一切反映了台湾社会民主的病变。三、民粹

8、政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