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看政府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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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非典”看政府诚信“非典型肺炎”这个名词从2003年1月2日在广东亮相后，几个月间，在大多数人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神秘病原体就迅速向全国、全世界蔓延，它不仅挑战着人们的神经和生命，而且考验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其外在的表现——诚信，最终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一场紧张而有序的抗击“非典”的生命保卫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公民正在日益清晰地认识到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一员的责任，而政府诚信体系也在当下利益格局发生剧烈变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转型时期催生。一“非典”事件对政府诚信的考验（一）诚信及其结构自古以来，诚信在属性上一般被纳入道德范畴。“诚信”由两部分构成，即“诚实

2、”和“信任”。“诚实”往往应用于主体对客体（被观察者）的定性，具有客体（被观察者）的属性；而“信任”一般是主体通过对客体（被观察者）的定性而产生的感受，具有主体属性。由于体现着主体因客体“诚实”而“信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诚信就被人们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用作衡量他人、组织、政府言行的标准，既是个人修养的信条，也是一种公共品德，更是自古以来政府治理社会的政治原则。正如孔子所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政府对人民的诚信是立国之本。著名英国学者齐美尔（G.Simmel）指出，“现代社会在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1]因

3、此，诚信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构成解释和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等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从而构成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诚信是人的一种态度，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公德基础上，难以有物质表现，所以，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它实际上具有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因为社会资本基于公共道德，它比起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等都更难获得，从而也同样具有难以改变或摧毁的特征，所以，以诚信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2]能够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社会中平衡社会的大震荡，起到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4、从结构上看，诚信可以分为人格诚信、组织诚信和制度诚信。[3]人格诚信是某个具体人物所具有的令人信任的特质，依赖于个人的品德和行为，主要存在于熟人团体当中。组织诚信是一个由多人形成的团体对外所具有的令人信任的特质，依赖于该组织成员单个人和集体的言行。制度诚信是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规范和网络的信任，由此形成社会秩序。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往往使制度信任更为重要，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诚信更多地依赖于制度及其落实，也就是说，政府诚信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诚信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

5、（二）“非典”危机考量政府诚信“非典”属于危机事件。一般地，危机事件与政府合法性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联系：危机事件发生，政府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为来予以解决，而政治行为必然有社会结果的反馈，这个结果的反馈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政府是否信任，而对政府的信任又直接决定着政府合法性地位的稳固与否。于是，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在哪里？或者说，政府诚信的根基在哪里？可以说，一般的社会信任关系往往存在着一个超验或超脱的第三方来维持正义并提供信任关系的检验标准。而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却往往难以存在这样一个第三方，如果所

6、有一个第三方的话，那么就是对作为逻辑前提的未经检验而又得到当代宪政国家普遍认可的契约理论。但是，超验的契约理论能够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提供合法性基础的能力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因此，政府代表人民掌握公共权力，是否忠实履行了对人民承担的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有效性、及时性是衡量政府诚信的标准，从而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就“非典”危机而言，政府的诚信就表现在对“非典”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是否有力。可以说，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过程应当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能够为政府赢得诚信，而且能够为善治的实现提供前提。因为善治即好的政府治理涉及的要素[4]无一

7、不涉及到公民社会对政府的评价，也是政府为赢得公民信任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政府诚信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从总体上看，“非典”事件对政府诚信的考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挑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回应性。从总体上看，政府对非典公共危机的回应性不够及时和恰当，反应迟钝与反应过度现象都有存在。“非典”在爆发初期并没有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这固然有客观原因，如“非典”是未知疾病，卫生部门需要掌握足够信息后才能了解其特征和传染途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但是，“非典”直接威胁全体公民甚至威胁全人类的生命，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过分重视和把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

8、目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