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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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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桃花扇》分析孔尚任的历史意识与生平遭际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少年时隐居石门山读书,康熙朝出任国子监博士,沉浮宦海十余年,有《湖海集》、《石门山集》、《桃花扇》等作品传世。所作《桃花扇》颇负盛名,自清流传至今。关于《桃花扇》结构之巧思,文辞之华美,品格之清洁,本文不再赘述,而由《桃花扇》反映出的孔尚任之历史意识,与导致这种历史意识形成之生平遭际,方是本文欲讨论之重点。 一、求真-《桃花扇》的历史意识 《桃花扇》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云: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说明孔尚任写《桃花
2、扇》的初衷并不在于抒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旨在展开南明一代的兴亡历史。而将这种以戏存史历史意识逐步深化展开的,是《桃花扇》中对真之一字的反复强调。 于《桃花扇》卷首《凡例》孔尚任便写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孔尚任为证明《桃花扇》之忠于历史,特地写了第五篇序,曰《考据》,把他依据的历史文献开据了详细目录,如无名氏(江左樵子)的《樵史》、侯方域《壮悔堂集》、贾开宗《四忆堂诗集》等等著作。应该承认在《桃花扇》之前,还没1有任何戏曲作品如此重视历史事件的本来而貌。 笔者仔细阅读过《樵史通俗演义》、
3、《小腆纪年》等与南明史实相关的史书《桃花扇》中所载事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不仅牵涉戏剧脉络发展的重要史事如马阮勾结、左良玉清君侧等皆与正史相合,一些看似虚构的情节背后也有历史支持。 如孔尚任对杨文媳(龙友)形象的塑造,并非纯从剧情的角度出发,而是结合了真实的历史。历史上的杨文名声并不好《樵史通俗演义》中记载他在清兵南下之际:三日前先把粮米两千石,托他画社好友蓝田书载往杭州去了,自己第三日才起身往苏州到任。未到丹阳,听得清兵过江,换了快船,飞也似去了。虽然他的人品颇有投机取巧、贪生怕死之嫌,但大节未亏,史书中称他为善补过者,明兵部右侍郎杨文进援街州,败死。及街州告急,
4、命偕诚意伯刘孔昭赴援,与监纪职方主事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见杀君子所以尚补过夫。因此作家在塑造杨龙友时,对他的批判和对马阮批判的分寸就不同。他一边趋炎附势、为虎作伥,但同时也做了许多善举,如及时通报侯朝宗阮大诚对他的阴谋迫害,庇护丁继之等著名艺人免入内廷,等等。戏曲中这个复杂形象的出现,是与真实历史中杨文媳的复杂性息息相关的。 又如《哄丁》一出,梁启超注云: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云亭山人渲染之笔。然当时之清流少年,排斥阮大诚实极嚣张且轻薄。黄梨洲所撰《陈定生墓志》中有云。昆山张尔公、归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芜湖沈昆铜、如皋冒辟疆及余数人无日不连舆接席,
5、酒酣耳热,多咀嚼大诚以为笑乐。观此可见当时复社诸子娇憨之状。此情节虽系创造,但当时的背景是真实的。国难当前,复社文人却无所作为,只知咀嚼大诚为笑乐。孔尚任显然欲借情节之虚构反映历史之真实,虽无一字褒贬,然褒贬自寓焉。 仅以上几例,我们便可得知,孔尚任设计《桃花扇》,不仅在重点关目处依照真实的历史来书写,连人物个性、时代背景都力求逼真肖似,贴近时代。当然,剧中有一些情节确实与历史有一定出入,最为后人垢病的就是对史可法之死一事的记载。据正史记载史可法是坚守扬州,最后城破而死,但在《桃花扇》中却写史可法于南京城外自尽。但我们要明确的是,将史可法之死移至城外,就避免了对清
6、军攻城乃至屠城的直接描述,这也是由于身处清朝,为求明哲保身而不得己为之。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但自古唯闻以直笔见诛,不以曲词获罪。的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不应苛求的。 《桃花扇》的确是一部力求真实,志在以曲存史的戏曲,从中反映出的,是孔尚任强烈的历史意识。何以孔尚任会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意识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而分析:其一,汉民族特有的重史意识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根基。中国古代史官之设为时极早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著,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图春秋以后,官私之史,记言记事,更蔚为大观。在这种特殊
7、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了汉民族极端重史的集体潜意识。这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至明清更甚,明末黑暗的政治,激烈的党争,动荡的时局都刺激着中国文人对历史进行沉痛的反思。而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二年奉命疏浚黄河河口旅居淮扬的几年中,与亲历历史的诸明末名士如冒襄、黄云、邓汉仪、等人颇为交好,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关于明末痛史的更多真相,由此激发出他以戏存史的意识,写下了这一部虽以生旦离合为纲领,实则南朝之治乱系焉的《桃花扇》。 其二,孔尚任在清朝任职期间的见闻是他创作《桃花扇》的重要动力。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工部侍郎孙在丰奉命疏浚下河海口,令孔尚任为其属佐。安徽按使于成龙主张疏浚排水,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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