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传统商业文化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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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传统商业文化与经济发展徐礼媛在屮国传统文化屮，古代商人的经营哲学也是一朵艳丽的奇葩。自夏商，到明淸,数千年的古典商业实践过程不断包容一异化一传承，形成了以商业制度和商业伦理为核心、以乡规民约和民俗文化为外在表现的中W传统商业文化体系。尽管在我国二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曾在一些历史时期繁荣发展。与明清时期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相类似，在宋代商业也曾非常繁荣，并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商业文化。到了清末民初，在四方经济、文化的冲击下，上海、汉口等地方的商业有

2、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借由中西方商业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我国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也有了新的内涵。木文将选取中国传统商业发展的几个特殊时期，对比西方商业文化，旨在探寻商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两宋时期商业文化两宋时期，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边贸以及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繁荣起来。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从商之风，北宋夏竦曾说：“众以为法贱稼穑，贵游食，皆欲货耒耜而买舟车，弃南亩而趋九市。臣窃恐不数十年间，贾区多于闩社，力田献于驵俭。”当时，僧侣也广泛从事商业活动，“广南风俗，市井

3、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就连官吏也“不耻商贾，与民争利”，“今官大者，往往交路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在北宋的东京，随处可见店铺、酒楼，与民居、官署、寺宇相错杂然见于街面，连宣德楼南面御街两侧的御廊也“许市人买卖于其间”。当吋，通宵营业的夜市是汴京独有的特色:朱雀门外大街妓馆云集，“街心市井，至夜尤胜”；州桥夜市以各类小吃闻名；马行街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到了南宋时期，偏安之都的杭州更是笼罩在醉生梦死的享乐之风下，“士夫一领之费，至靡十金之产，

4、不唯素官为之，新仕亦效其尤者;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唯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的商品有414大类。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观念上的变化。陈亮、叶适、陈傅良、吕祖谦、陈耆卿等人都在商人的地位、义利关系等各方面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陈亮认为：“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家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官，国病则资诸民，商籍民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后世官与民不复相知，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为难治，民常以官为利己，

5、农商相视，以虞其龙断而己，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针对以农为本，商人则作为“四民”之末的传统歧视观念，陈耆卿提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这些明显具有反传统文化的重商思想，不仅对封建等级制度、传统伦理纲常造成冲击，而且“人生不能无欲，有欲不能不争”的重欲争利、追求享乐思想似乎逐渐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重商思想影响下，不仅两宋时期商业活动成为

6、支撑城市生活的经济命脉，而且商人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商人不再低人一等，反而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商人不仅可以送子弟入官学读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出任官职;还可以向官府进纳钱粮而跻身士流，通过与宗室、贵戚和官僚家庭联姻而获得特权。宋代，“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宋哲宗吋，冇人上疏：“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市井驵俭，出捐千金，则贸贸然而来，安以就之。”当然，宋代的商品经济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一样，只是为了补充农耕经济的不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并没有

7、从根本上改变农耕文化的统治地位。晋商自古传承的商业文化晋商文化是由山丙商人创造的精神财富，括晋商的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晋商文化的N涵十分丰富，其主要容可以大致概括为: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一）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夏，都在山西建都。周朝建立以后，周成王封苏弟叔虞为唐侯，唐后来改为晋。当时周成王要求叔虞到唐地（今山西晋南一带）后要实行

8、“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唐叔虞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制定的施政方针，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一些制度，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同时，依照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实行了不完全等同于周朝的政治经济政策。由此，晋国孕育出有别于其他诸侯国文化内涵的唐晋文化，它相对于以周礼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