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拓跋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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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拓跋史探》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已于2003年3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24万字，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这部分展开。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

2、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朴说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

3、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

4、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魏书·官氏志》所谓‘七族’、‘十姓’，是拓跋部落联盟新形成的核心，血统亲近，‘百世不婚’。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

5、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

6、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7、。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

8、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