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及王安石有关史实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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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陵大明寺与王安石有关史实考辩铜陵距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不远，是八方香客朝九华的要径之一，所以历史上佛教在铜陵的影响较大，信众也较多。据清乾隆《铜陵县志》载，当时县境内有大小寺庙一百多座，僧尼一千多人。其中大明寺便是较为著名的佛教寺庙之一。近年来，随着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大明寺的开发和建设颇受社会的关心。铜陵县人民政府也计划加大对这一文化资源的规划和宣传。由于史籍对铜陵大明寺的记载甚少，关于大明寺的始建时间、王安石在大明寺的史迹等都众说纷纭。仅有的记载，也出现一些重大漏洞。某些热心人出于对大明寺的关心写了不少文章，进行了

2、不同程度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以本人所占有的资料，对铜陵大明寺，和大明寺与王安石有关的史实作以考辩，希望能为铜陵大明寺的研究及开发提供些许帮助。本文主旨是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探究，至于王安石来到铜陵对铜陵的历史文化的重要影响，那正是大家（包括我本人）关心这一史实的动因，对此其他朋友的文章已有了足够多的阐述，本文不再赘及。一、王安石到铜陵只有一次有文称：“王安石在康定左右（1039-1041）曾游学到铜陵。此后在治平年间（1063—1067）和元丰年间（1078—1085）多次来铜陵讲学。”“王安石在拜相和实行变法前后，曾多次涉足铜

3、陵”。1992年新版《铜陵县志·大事记》记为“熙宁九年至元祐元年(1076～1086年)，王安石来铜陵讲学，并作《题灵窦泉》、《顺安临津驿》、《胡氏逢原堂》等诗及《送胡叔才序》。”其他一些权威性的书刊还持有各自的说法，并且不断被人传播和引用。好像王安石对铜陵格外钟情，哪里都不去，只要不当官就往铜陵跑。依据何在？16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大明寺在县东四十里陶村耆，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建立，赐额。王荆公筑书室于侧，有诗。”该志“叶山”条：“今有石庙，荆公与邑人胡舜元筑室读书于侧。荆公题灵窦泉诗书大明寺壁”。这就是说，王安石到

4、铜陵时，大明寺已经存在。王安石还在大明寺壁上题写了咏灵窦泉的诗。可见，确定大明寺的始建时间，必须要对王安石来铜陵的时间首先加以辩证。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逝于1086年，终年66岁。其一生可概括地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庆历二年（1042年）步入仕途之前的二十一年；二是庆历二年登第至元丰元年（1078年）政坛失势的这三十六年仕途上升及辉煌时期；三是元丰元年隐居钟山，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的最后八年。笔者的观点是：王安石到铜陵只有一次。析证如下：《五松胡氏宗谱》记载：“王君安石者，学行高重。省一公乃于大明寺山侧建书堂一所，敦

5、请王君居其间，而以叔才公从学于彼。安石公乃为名其堂曰逢原，盖取君子资深逢原之意。”王安石诗《胡氏逢原堂》也有句：“宾客此遴集，觞饮常留连。君家世儒雅，子弟清风传。前日辟书堂，名之曰逢原。有志在古道，驰情慕高贤。”可见，王安石是应胡舜元（叔才）的父亲胡省一之邀到铜陵来指导胡舜元读书的。王安石来时胡舜元的学业并不突出，当然更没有中举当官。胡省一专门为王安石在大明寺山侧建了一个书堂。王安石为取名“逢原堂”。《嘉靖铜陵县志》和《万历铜陵县志》都记载：王安石“微时与新安汪澥、邑人胡舜元筑堂于灵窦泉侧讲学。”《集韵》：“微，贱也。”《书·舜典

6、》孔颖达疏：“其人贫贱谓之微。”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为江宁通判，其家境应当说还算优越。宝元二年二月王益突然去世，飞来变故断绝了家庭经济来源。此时王安石只有十九岁。姊妹十人，均未立业，“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16（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一家人靠吃钟山薇（野菜）度日，显然处于“微时”。庆历二年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是年，签书淮南判官。”（《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之二）登第之后就有了实职。从此王安石就摆脱了贫困，不再“微”了。登第后的王安石离开职位只有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回乡守制的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至平治三年

7、（1065年）八月，共三年时间。另一次是元丰元年（1078年）政坛失势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逝世的八年时间。这两个时间段王安石会到铜陵来吗？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吴氏逝世，十月归葬江宁。王安石丁忧，辞官回江宁守制。有人认为这时的王安石也处于“微”时，也应该到铜陵来了。其实，除了王安石此时并不“微”以外，更不应当忽视“丁忧”这一重要的制度。“丁忧”是专指古代官员在父母去世后，必须离职回乡居丧守制的制度。《宋律·职制律卷第三》规定丁忧守制三年。期间“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要“徒三年”，也就是要判其放逐三年的刑罚。我国古

8、代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孝道”，“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封建王朝通过丁忧制度来推广孝道，培养忠诚，并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宋史卷一百二十八·凶礼四》规定：“孝为百行之本，丧有三年之制，著于典礼，以厚人伦。”在居丧期间还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