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与孙中山崇拜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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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陵与孙中山崇拜和记忆领袖崇拜是政治领袖或者政治集团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之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在近代中国，国民党为确立“党治国家”的权威，通过中山陵的营造和谒陵活动，逐渐确立起孙中山的国家偶像、精神权威的地位，增进对孙中山的领袖崇拜和记忆。[1]P376本文试图以“中山陵”为视角，分析中山陵在构建孙中山的领袖崇拜与记忆中所起的作用。一、孙中山去世与各地的追悼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

2、建帝制，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经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失败之后，晚年的孙中山思想不断与时俱进，确立起明确、坚决的反帝立场。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孙中山的一生孜孜以求，追求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麓。民国初年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思虑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期望某个能够力挽狂澜、拯救时艰的新式民族英雄的出现。孙中山特殊的生命历程、思想抱负和人格

3、魅力，使他成为这种心理期待的最佳人选。这种期待和寄托心理随着孙中山本人的逝世而弥漫开来。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首，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极力颂扬孙中山的伟大，尤其称颂他在开创现代中国历史新纪元方面的独特地位，并且有人将他与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列宁相提并论。如戴季陶的挽联云：“继往开来道统直追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2]即使政治立场不同的一方，他们同样承认孙中山作为共和元勋的历史地位，对其谋求国家富强、民生幸福的孜孜努力颇表钦敬。当时民国政权的代表临时

4、执政段祺瑞，得知孙中山逝世后立即发布哀悼令：“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我华夏。辛亥之役，成功不居。仍于国计算民生，殚心擘画，宏谟毅力，薄海同钦。”西方的一些报刊更将孙中山与印度之甘地、土耳其之凯末尔、俄之列宁、美之威尔逊并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从3月24日至4月1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公祭仪式，各界前往参加仅签字留名者就达75万多人，当时几乎大多数北京市民都参加了公祭仪式，足见民众对于孙中山的崇拜之情。在公祭结束后，国民党将

5、孙中山的灵柩移至西山碧云寺，举行暂厝仪式。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举行孙中山的追悼仪式。少数追悼活动由民间团体组织举办，但大部分、尤其是省市级大规模追悼会，则是由各地国民党党部操办，旨在利用孙中山追悼仪式，宣传孙中山崇拜。广东省的追悼仪式遍布全省，直至县城及乡村，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孙中山最先被广东民众奉为精神领袖。通过对孙中山的悼念活动，民众初步确立对孙中山的偶像崇拜，这是中国政治空间第一次大规模拓展与利用国家与政党的力量有效地向下层渗透。在孙中山的追悼仪式营造氛围中，民众不同程度上形成对“孙中山”象

6、征符号的共同记忆。通过对孙中山的哀悼仪式，不仅让人们寄托哀思，更使人们了解孙中山，认同孙中山的政治意涵，并能继承遗志，为再造民国奋斗。国民党也通过普及化的哀悼仪式，吸引和动员大批民众参与，大大地提升了该党在民众中的声望。从孙中山的哀悼中催生出现代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激起对孙中山缅怀和崇拜心理。当时关于孙中山的葬礼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进入民国，最高规格的葬礼为国葬。在1917年4月，北京政府分别为开国元勋黄兴，反袁护国功臣蔡锷举行国葬典礼。段祺瑞政府在1925年3月17日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

7、葬”。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代，而且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构型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国民党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之手，主张“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4]P864国民党人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来构建“国父”这一精神偶像，将之推广为整个国家的象征，使党员和国人“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与信念的坚定”，从而营造出一种新式象征权威，确立“总理孙先生”的独特地位。二、中山陵的修建与“奉安大典”孙中山的遗嘱中选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麓，这与朱元璋的明孝陵所凝聚的历

8、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关联，南京凝聚着汉人的种族历史记忆。孙中山主张推翻满族统治，光复汉人政权，“葬身南京紫金山麓，不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试图通过葬身南京，为身后的国民党和全体国民留下一个强烈的信号，提醒他们继续努力，以完成自己身前未竟之功。在北京的治丧活动结束之后，国民党人随即开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筑墓地。中山陵的修筑，从1925年4月勘察墓址到1929年春主体工程完工，前后用了4年时间，国民党人专门设立“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委员会”主持陵墓修建和丧葬事宜。当时中山陵的设计方案由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