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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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初探　　马镛　　摘要：清代的举人、贡生、监生人数众多，清统治者为他们进入仕途分别设立了拣选、截取、大挑、就职、考职等多项制度。目前对举人、贡生和监生的入仕制度尚少研究，本文尝试探讨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制度的推行，并根据对部分清人履历的统计，探讨这些制度的实施效果。　　关键词：清代举人贡生监生入仕　　在清代，竞争官职者大大多于可供安排的职位，是一个常态。原因在于，全国的官职是个常数，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时，全国“通计各省知县，共一千二百八十五缺。”[1]而作为官员主要来源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其总量则是个变数，随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进行，他们的人数必

2、然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的就业有设私塾、执教书院、入幕等各种途径，但毕竟以入仕为最佳选择，所以形成千军万马争过入仕独木桥的局面，加剧了士人的竞争。　　在科举人群中，举人、贡生和监生的人数众多，清统治者为他们进入仕途设立了多种制度，以缓解壅积。目前对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的入仕问题尚少研究，未见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尝试探讨清代举人、贡生和监生入仕制度的推行及其效果，以求教于方家。　　一、举人的入仕途径　　清代举人人仕，主要有拣选、截取、大挑等途径：　　其一，拣选。在顺治年间，就有对下第举人的拣选制度，顺治初“原定：举人会试下第后，愿就选者，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2]随着举人数量的增多，顺治

3、九年（1652年）改为举人“会试三科为 限，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3]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旧例举人会试三科，乃准拣选，就教者不拘年分。今将远省举人酌议仍旧，其余直隶近省举人，会试五科，方准拣选；会试三科，方准就教。”[4]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吏部才恢复为：直隶等九省举人，会试三科不中，准其拣选知县。一科不中，改就教职者，以州学正、县教谕补用。[5]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又改为：“各省拣选举人，俱停其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者，照乡榜名次先后挨序，四科、三科者，照其科分先后。若科分相同，则照名次先后。若名次相同，则照省分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嗣后一科与

4、三科之人，俱照乡试名次为序。”[6]从此，对举人的拣选主要看科分和乡榜名次、省份的远近与次序，不再进行考试。所谓远省、近省，以及省分次序，在《钦定大清会典》中有具体的规定：“汉举人以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远省，余为近省。远省于会试一科后，近省于会试三科后，赴部拣选注册，除国子监监丞、博士、翰林院待诏、知县、直隶州州同，远省率早近省两科。以科分名次为先后，名次同者，以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之次为先后，入月选。”[7]　　举人经过吏部的拣选，年力精壮者以知县注册，年力就衰者以教职注册，此后还需在

5、籍长期等候官职，许多人需等候十几年乃至二三十年之久。许多举人等到获官时，已年力衰退。如乾隆九年（1744年）吏部尚书讷亲奏言：“臣此次奉差外出，于经过州县询以地方事务，有尚能对者，竟有茫然不晓者，问其出身，多远科举人，或精力就衰，或见闻本陋，以该员等之材质观之，即使勉强供职，其于地方必多贻误。盖远科举人需次常二十年，去拣选之日已甚久。”[8]拣选最大的弊端也就在于此。　　其二，截取。所谓截取，就是朝廷划定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的举人可以赴吏部登记候选。雍正元年（1723年）题准：“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其余无论已未就拣选之员，除一科之外，行令直隶各省督抚，每于乡试事

6、竣，会同主考官，将情愿就知县者传集，秉公验看，凡年力精壮、可以作县者，令督抚据实照依科分名次先后，汇造总册，给文各员，赴部铨选。”[9]自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一般每次截取三科：“远近省举人知县，届应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10]　　其三，举人大挑。乾隆以后，举人数量庞大，候选时间漫长，经拣选和截取获官者很少，故商衍鎏先生说：拣选“乾隆间仅成虚名，廷臣屡言举班壅滞，谋疏通之法。”[11]在这种背景下，清统治者对拣选制度加以改造，形成举人大挑制度。　　乾隆十七年（1752年）八月乙卯，因皇太后六旬恩科，下诏拣选下第举人：　　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

7、中额所收，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选，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銮再行拣选，未免守候需时。著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及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尚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于会试揭晓后，即行会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銮以次引见。其年在七十以上，难以复图进取者，并著该部查明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仍豫行晓谕各举子知之。[12]　　当时虽未有举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