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寿山石雕的历史及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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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的寿山石雕的历史及流派清代，寿山石雕已经走过了萌发、成长、开花、初熟的千年历程，进入了昌盛期。不但雕艺更加成熟，并且涌现了冠盖众石的崭新的石种——田黄石。此乃清时寿山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清时的雕师因材施艺的水平普遍比前代提高了，能按寿山石材的形态、色质的不同，分别雕制印章、人物、动物、文具、器皿。印钮的制作也更加生动和多样化了。据清毛奇龄在《后观石录》所云，在他收藏的49枚寿山石印章中，单是兽钮就有螭虎、辟邪、狻猊、青羯、天马、獬貂、貔、貘等20余种钮式。如果以立、卧、蹲、倒等姿态细分则更多。此外还有山水、山鸟、人

2、物、博古等其他钮式。此时的雕刻技法，又日臻精进，且有突破。除了圆雕、高浮雕、薄意等常见外，尚出现了阴刻和链条雕刻。1997年夏，被彩印成国家邮票发行的乾隆帝印玺《三链章》，就是此时的链条雕刻的杰作。作为清代寿山石文化昌盛的标志，突出地表现在石雕艺坛上出现了技艺超前的一代宗师。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到的是杨璇与周彬。杨璇又名杨玉璇，清康熙年间漳浦人，客居福州，精于寿山石人物、兽钮的雕刻。他首创了“审曲面势”的雕刻法，根据寿山石的丰富色彩依色巧雕，即所谓的“取巧”，使人物、动物、花鸟等的造型，达到形、神、情、趣兼具。他构思

3、精妙，刀法古朴，是公认的寿山石雕的鼻祖。《达摩过江》是其代表作。像高约10厘米，达摩的左手提着衣褶，右手托着草鞋，头部微侧向前，显其过江之势，动感自然舒展。佛像面额饱满微笑，两眼圆睁，鼻宽且平，两唇略张，给人以全神贯注之感。衣纹雕刻得既贴切妥当，又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架裟上并有宝石镶嵌，可谓匠心独运。与杨玉璇同时代的另一位石雕大师是周彬。周彬又名周尚均。他喜用夸张的手法刻兽钮，使其形态与众不同；印旁的博古纹多取青铜器纹样，并在纹中隐刻双钩篆字“尚均”，其精细的雕风令人叹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寿山石珍藏品，多为杨、周两

4、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作为当时的福建地方贡品送京。清代寿山石文化鼎盛的第三个标志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两部寿山石专著出现在这个时期。清康熙六年(1667)年福建侯官县著名学人高兆(字云客)自江左回乡，受友人“怀瑾握瑜(指把玩寿山石)，穷日达旦，讲论辨识”的影响，也被卷入了“寿山石热”中来。他分别从十余位友人处借览了140余枚寿山印石，进行研究分析，时经一载，于次年写就了世上第一部寿山石文化专著《观石录》，既记录了当时寿山农家“日数十夫，穴山穿洞，摧岸为谷”的采石场面和“逵路之间，列肆置侩”的售石活动，又介绍辨识各

5、类寿山石的形性和色质，指出与石接触，“心目既荡，嗜好为移”，令人陶醉于美石之中。他还介绍了清初石雕的部分技法，为寿山石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时间过了20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著名文人浙江萧山毛奇龄客居福州开元寺，也被卷入了当时榕城的寿山石热潮，成为寿山石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他以出身翰林的赏美眼光和非凡的文笔，对收藏的49枚寿山石进行究识，写就了继《观石录》后的第二部寿山石文化专著，称为《后观石录》。专著除了对寿山石的色彩、质地、雕艺等方面进行比前书更深入细致生动传神的研讨描述外，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田坑为第一

6、，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的寿山石分类法，为后人确立了品石的标准。“三坑”分类法虽不尽完善，但至今影响不衰。前后观石录的问世，又推波助澜地掀起了数百年来世人争玩寿山石之风，并将此“闽中瑰宝”从“天生尢物”推到了尘世上的帝王石和娘娘石的宝座。清时，寿山石文化昌盛的第四个标志是出现了名冠众石的新石种——田黄石。明末清初，田黄石为福州文人曹学全偶然发现，从此身价剧增。据陈亮伯于《说印》中说：他初入京时，“每石(田黄)一两，价六两至十五两银”，以后更增至“换银四十两”。崇彝在《说田黄补》中也说：“七两之石(田黄)，竟得价二千数

7、百元”。“一枚田黄章，重不过一两四钱，竟以二百五十元取之”。田黄因其极为罕见、珍贵，故雕琢制作也极为致小心。上面提到的乾隆御宝《三链章》就是由高级雕师和篆刻师在一块大田黄石上精心合作雕成的。从左图实物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条活石链条，连结着三枚印章，左印方形，刻“乾隆宸翰”，右印亦方形，刻“惟真惟一”，中间印为椭圆形，刻“乐天”，极为精美珍贵，大方典雅。台湾故宫博物院亦收藏有一套九方的清时田黄印章《鸳锦云章》。每方印章均刻有不同的古兽印钮。印文由“循连环”三字组成，每方印有九个字各方篆体不相同，九方便有九种篆体。将田

8、黄石切割成相同的方形印章，本来就是一桩难事，何况还要雕上不同的印钮，刻上不同的篆体字。真可谓构思精巧，刀法纯熟，实为稀世珍品。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福州寿山石雕因发源地的不同，师承关系的各异，市场对象原分野，以及雕风习俗的区别等原因，出现了流派，主要是东门派。流派的竞争和发展，成为寿山文化提高的推动力，促进了从清末到民初百余年间寿山石雕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