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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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我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回想起多年求学经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有两位老师。文老师本科毕业后没坚持在大山里生产战斗机发动机的材料，考研究生时我就转了工业经济管理。那一届83级硕士生全校就21人（现在研究生流水线批量生产，每年招2000多人），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手工打造。文老师是抗战时期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华西大学”，也就是华西协和大学，于1910年建校，由卫理公会、浸信会、英美会和公谊会联合开办。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每周给我讲课时就在家里，他家住在四川医学院（华西）的教授小

2、洋楼。他会把茶点准备好，由区位理论神侃到民国故事，师母把晚饭准备好了就吃。文老师的父亲（简称师爷）是湖北人，年轻时吃洋饭。先在中学教英语，嫌钱少，跑到汉口英资轮船公司做翻译。后来，这家英国公司做不下去了，所有的几条船要卖掉。师爷做中人，把船都卖给了卢作孚（实业家，1893－1952）。师爷也从此走上发财之路。文老师也有了足够的家资读昂贵的教会大学。抗战期间，有一些教会大学如山东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都迁往四川成都华西坝，借用原有的“华西协和大学”校舍，共同复课

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被封，又有了“华西燕京大学”。那时的华西人才济济，各个学科名师云集，一位叫亨斯曼的老外宣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们都聚集在成都。”抗战期间的华西坝热闹得放不下文老师一张安静的书桌。文老师成了学生请愿团的负责人。文老师说，那时共产党员不好出头，所以他出头组织，算是红外围。后来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托到省长那里放出来了，他出国留学的事情也就黄了。1949年后，文老师每次运动都沾点边，直到改革开放才顺畅。他为人豁达，聊不到几句就哈哈一笑，较多是自嘲。从

4、来没见他抱怨谁对他不起。记得1983年刚分配好导师，我去华西坝看他，他在住院，忘记是什么病了。那时他在医院住的时间比家里多，我私下跟同学们说，唉，不知道文老师能不能坚持到我的论文答辩，还有两年多呀。没有人料到，文老师越活越精神，今年都94岁了。师母几年前熬不住走了，他搬进养老院了还乐呵呵。因为有民主党派的工作经验，兜里随时能掏出零食，很快就跟护工群众打成一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善社交，跟老同学联络都不知道怎么开始说。文老师还看望我妈妈，看望我岳父母。我去美国这些年，他每年都给我寄新春贺卡，

5、带一封详细的信。每封信都会介绍过去一年，并提到最近看过妈妈（我妈妈）、老爷子（我岳父，民主党派之间有接触），然后问候我太太和女儿，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话，这种温情不能不说是影响我回国工作的因素之一。90多岁的人写字不容易，感动得太太批评我，说你咋做不到？唉，老人家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不是大学给的，是养成训练。譬如我收到潘懋元老先生今年寄来的贺年卡，90多岁老人手写的，我感动呀，那是老人的修养，是我们父辈的传承。现在我还去看文老师。每次他还是请我吃茶点，还要我多吃肉（他不知道我也到了胆固醇

6、高的年龄了）。吃了文老师这么多年的糕点，我告诉同门的二师兄，你搞个700来人的厂子，一年几千万的利润，可否给母校捐一个文老师命名的奖学基金？我有钱就加一点，我跑腿想基金会名字哈。恩尼我当年是自费到美国来读书，靠的是助教资助，资助只管九个月，三个月的暑假休闲，对穷学生来讲就太长了。所以，放假前一个月，靠助教的研究生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寻找着自己在夏季的衣食父母。我有点幸运，假期快到时一个叫恩尼的教授找到我干活，他就成了我第一个美国老板。恩尼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言谈举止很有派头。我刚到美国时，

7、看老美们一个个长得就跟马恩列斯一样，连街上的流浪汉都不例外，真的滋生了一点崇敬金发碧眼之情。后来给学生改作业时，发现华盛顿、杰弗逊的后代们也有回答不了简单问题的时候，开始以平常之心相处。恩尼一干上我的老板就恋栈，读书几年我的衣食也就有了着落。恩尼还说：“Youtakecareofthejob,andItakecareofyou.”（你照顾工作，我照顾你。）这句话现在成了我给团队常说的话。恩尼对穷人有同情心，对追求平等和均富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偏见。恩尼的爷爷是一个贫穷的矿工，为了摆脱贫困，上世纪初

8、他爷爷带着全家从德国来到美国。他爸爸长大后开始是做一个面包师。到今天，在大宾馆吃饭时，恩尼总要掐一掐面包，抓住机会告诉周围的绅士们，这面包没有他老爹铺子里烤得好，就好像有些人爱夸耀自己老爹是贵族一样。二战时美国对德国宣战后，为了避免当兵打仗，他爹就去农村当养猪专业户，因为美国当时有个规定，为保障农业生产，不优先考虑农民户主当兵。恩尼说，拥有一片土地，成为一个农民，是他爸爸的美国梦。恩尼家穷，一直到高中读书时才只有一双鞋。贫穷让他想到的不是羞于自己的出身，而是笃定一生支持穷人。他曾经想为工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