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儒学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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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韩三国儒学的个性:中国仁、韩国义、日本忠日期：2007-05-08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访问量： 儒家思想发源于中国，而广泛传播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因民族精神气质的不同，及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同，中、日、韩各国的儒学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和特色。概而言之，在儒家倡扬的诸德之中，从比较的意义上来看，中国儒学凸显其“仁”，韩国儒学凸显其“义”，日本儒学凸显其“忠”；或者用略为细密的分疏，中国凸显其“仁恕”，韩国凸显其“义节”，日本凸显其“忠勇”。这种不同，不仅是价值系统的差异，也是文化原理不同的反映。中国——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始终是以

2、“仁爱”观念居于核心地位，仁爱是中国儒学的主导价值取向国古代的文化理想，以“仁爱”观念居于核心的地位。“仁”的思想来源可上溯到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保民思想。《尚书》中“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伦理价值的反映。尤其是《尚书》中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若”，“不敢侮鳏寡”，这种对孤寡老人和失怙幼孤的特殊关注，是中国早期人道主义的滥觞。实际上，孝的真正意义也应当从这方面来了解，孝是对父母亲情的回报和珍视，它不仅在来源上是仁的根源，也是仁的实践，所以程伊川说:“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仁”的意义，对孔子而言，最重要的是“爱

3、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孔子，“仁”已经成为普遍主义的伦理原则。“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孔子以仁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墨子以兼爱为最高的理想原则。即使是老子也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即慈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三位最早的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肯定了仁爱的重要意义。战国时孟子倡导“仁民爱物”，惠子更提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也都对后来的儒学有重要影响。故唐以后的儒学，韩愈以“仁”为“博爱之谓仁”，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把“仁”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伊川指出:“四德之元尤五常之仁，偏言之

4、则一事，专言之则包四者。”，朱熹也坚持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这都是明确地把“仁”作为儒学的支配性原理。宋明理学以仁统诸德，事实上，在中国的儒学中，“仁”特别与“爱”、“和”、“恕”、“公”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国儒学主导的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上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联。梁漱溟指出，仁学是一种伦理情感，在欲望中人只关注自己，但在伦理情感中人会关注他人。他说:“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这是梁漱溟对儒家仁学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中国在周公、孔子提出伦理的理想以后，“封建的社会”逐步演变为“伦理的社会”。伦理之代

5、封建为秩序，于此可举一端为证明:例如亲兄弟两个，在父母家庭间，从乎感情之自然，夫岂有什么差别两样？然而在封建社会，一到长大，父死子继，则此兄弟两个就截然不同等待遇了——兄袭爵禄财产，而弟不与。此种长子继承制由何而来，梅因(Maine)在其《古代论》名著中曾指出一个原则，凡继承制度与政治有关者，必为长子继承制。大抵封建秩序、宗法秩序都是为其时政治上经济上有其必要而建立，而超家庭的大集团生活则具有无比强大力量，抑制了家庭感情，乃至时过境迁，无复必要，而习俗相沿，忘所自来，此一制度每每还是机械地存在着。1936年我到日本参观其乡村，见有所谓“长子学校”者，讶而问之。乃知农家土地例由

6、长子继承，余子无分。余子多转入都市谋生，长子多留乡村，因而其教育遂间有不同。此足见其去封建未久，遗俗犹存。其实，欧洲国家亦大都保留此种风俗至于最近。惟中国独否。中国实行遗产均分诸子办法，据梁任公《中国文化史》说，几近二千年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亦不是偶然，这就是以人心情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所谓以伦理代封建者，此其显著之一端。从梁漱溟的立场来看，“仁”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理性的早熟”，这所谓理性，略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不仅对中国制度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路向发生了莫大的影响。日本—— “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

7、”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以研究日本文化与价值著称的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曾指出，“仁”在日本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她在研究日本文化中对天皇和父母的“报恩”观念时指出:这种报恩是一种无限的、无条件的义务，比中国文化中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对父母的孝行的观念更绝对化；忠和孝的范畴虽然都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目作为忠孝的条件，这个德就是仁”。她指出，在中国统治者必须行仁，否则人民反对君主就是正当的。“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