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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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路径和心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整整100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了颠覆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并率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将广大中华儿女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和复兴前赴后继，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这一历史接力棒，在伟大历史征程中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进一

2、步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今日之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路径和心态，推进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是国人对辛亥革命100周年最好的纪念。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与本质内涵从近代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全球政治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1]态势。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形成了一种世界潮流，猛烈冲击着古老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内核。由此，一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生发出两条线索，一条是近代资产阶

3、级民主思潮的东渐史；另一条则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啼血抗争的奋斗史。面对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力挽狂澜之未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不得不进行“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前奏。辛亥革命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尝试。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明确这一进程的历史使命。就其实质来讲，也即民族复兴的两大目标与本质内涵——从半殖民地到独立平等、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一个目标具有对外性质，另外一个目标具有对内性质。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革命党

4、人必须要实现民族观和国家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给以明确的科学界定，才能在新的历史高度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改变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五族共和”理念，“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一理念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对内层面上，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力倡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主义，含有强烈的革新民族交往关系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和

5、拓展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样，就大大加强了近现代中国独立的民族意识，从宏观上凝聚了社会的政治共识，动员、整合了民族复兴的潜在政治势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现实政治力量和思想舆论的基础。对外层面上，来自民族共同体外部的强力入侵惊醒了中国人2000多年的“天朝”迷梦，“华夏中心论”的世界主义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逐步由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所代替。也就是说，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其中一个，它只有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增强了中国人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自我角色认同。因此，争取民族国家从半殖民地

6、到独立平等目标的转换成为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但在这一点上，起初，革命党人的基本思路不是用民族革命的形式去向列强抗争，而是幻想得到近代化的始作俑者——西方先生的帮助和引导。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敢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只是在美好的政治幻想数度被残酷现实无情击碎之后，又收到列宁建立的苏俄政权释放出的政治善意信息，才最终转变思路，认识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是孙中山积一生革命生涯之经验所

7、得出的真理性认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缘于历史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他们的民族解放事业只有在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才能真正赢得民族独立地位。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苏俄的示范帮助下，便有了新的意义。考虑到帝国主义列强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播下的“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以及落后国家的民族狭隘性等不利因素，列宁认为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打

8、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2]，所以，在支持中国这些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候，“不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改提民族革命运动”[3]。同时要注意策略，“各国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对于受压迫最久的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持特别小心谨慎的态度”[4]，来争得他们自愿要求结盟和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