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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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边家珍摘要：“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关键词：《诗经》；“温柔敦厚”；周代；礼乐；诵谏     “温柔敦厚”诗教

2、观出自《礼记·经解》[①]。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②]翻检相关研究资料，笔者发现人们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认识不够，立足于先秦典籍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同时，《礼记·经解》篇在讲温柔敦厚的同时又强调

3、“《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而前贤对此缺乏应有的重视，并且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影响了对“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完整理解。受美籍哲学家冯·贝塔朗菲系统论的启发，本文从梳理同一系统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温柔敦厚”诗教观，以期更完整、准确地揭示此种观念的思想文化内涵，对整个儒家诗论的探讨或亦不无小补。兹论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一     “温柔敦厚”诗教观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对“温柔敦厚”诗教观思想文化内涵的理解问题。系统论创始人冯·贝塔朗菲曾说：“一个元素在

4、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③]所言甚是。笔者认为，“温柔敦厚”诗教观是以周代礼乐教化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体现，只有通过分析此一观念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它。   从生产关系上看，西周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制。《诗经·小雅·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诸侯只拥有土地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周天子可以随时将土地收回。一般庶民更无土地所

5、有权，国家统一进行土地管理与贡赋收取。当时的农业生产以集体劳动的形式为主，《诗经》中的《噫嘻》、《载芟》、《良耜》、《甫田》、《楚茨》等诗，都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当时集体劳动的情况。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周人立国之后马上制礼作乐，着力建设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王国维曾指出，周人借助于嫡长继承制，辅以血亲之情、孝悌之义，“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⑤]。验诸《诗经》、《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以及周代彝器铭文所载，可知此言不虚。血缘伦理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积淀为

6、牢固的观念形态，《易传·序卦》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⑥]这里，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形成了一个自然序列，后一项皆以前一项为存在的依据。    今人所讲的“家国同构”，指的就是周代家族与国家在组织形式、伦理结构方面所具有的共通性。《孝经·广扬名》篇记孔子之言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⑦

7、]君臣与父子相似，故孝亲与忠君可通。《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篇称赞为国家带来福祉的人，说他们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⑧]。《大雅·抑》的作者以诗进谏，竟说“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⑨]，本是君臣关系，却带有鲜明的家庭伦理色彩，如同长辈教导儿孙一般。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个人与社会、君与臣、家与家、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都被人伦化、亲情化，人们的生活笼罩在温情脉脉的纱幕之下。    周代贵族教育崇尚“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周代开国之君

8、深知殷商因失民心而失天下，因而力倡敬德保民，重视礼乐教化。《庄子·天下》篇说“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⑩]。《吕氏春秋·古乐》篇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献俘馘于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1]学界一般认为，《诗经·周颂》里的《武》、《酌》、《桓》、《赉》、《般》等篇就是被称为“《大武》”的组歌[12]。《国语·周语中》富辰提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周文公即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