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民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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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民崛起　　国学喧嚣与普世价值：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民崛起？　　“学术超女”的“心得”卖超千万册(尚未计盗版)，“国学热”掀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二次价值观大争论。《大国崛起》将民族复兴的命题再一次提出来，那么，中国崛起依靠的软实力是什么？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愿意送给美国一件礼物，那就是《四书五经》。中国有句古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的思想不但教你为人、处世，还教你治国。我们建议美国好好读一读孔子的文章。”　　“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有电视这个东西，孔子也不会拒绝的。”易中天自解学者纷纷走进传媒充当知道分子现象。因央视《百家讲坛》的热播诞生了两个新词“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易中天的“品系列”丛书引来大批克隆者，《于丹〈论语〉心得》销售过千万册，比史上所有研究孔子的书加起来还要多。有人看不惯，在于丹签名售书现场打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标语；清大、北大等高校的“十博士”发起签名运动，请于丹“下课并向公众道歉”。平心而论，千万册只涉及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一百个中国人中有一人跟着于丹略有心得，那么对这个浮嚣时代也算善莫大焉了吧。　　郑州市政府主导下耗资1.8亿人民币兴建了“炎黄二帝”雕像，招致传媒和网民质疑，这是以祭祖之名、行旅游之实。近年来，以祭祖和国学之名搞超大型纪念物或纪念活动屡屡被指有作秀之嫌。　　影视剧继续从中国历史故纸堆里寻找题材。《南风窗》就此历史剧的蒙昧主义作了一期专题“电视剧政治”，一个个残暴的皇帝被写成大救星，只能证明中国知识层——无论古代或现代——的软弱，中国的民族英雄里断出不了英国罗宾汉、华莱士这样的自由之士。“《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自由派学者黎明坚称，自2000多年前的秦政，中国人早就放弃想象力了。　　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海瑞与嘉靖》成为反腐倡廉教材。上世纪50年代被批倒的海瑞如今成了中纪委要树的典型，“广电总局用3天半时间看完了46集，一点大的修改意见都没有。”这个速度让该剧制片人刘和平感到吃惊。　　中国有多少可能被普世接受的精神遗产呢？《大国崛起》热播之际，德国报纸刊出“老普鲁士和卑斯麦成了他们的榜样”这样的标题。国内知识界的反思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大国民崛起？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文章说，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十七大”期间国家领导人也坦承民主的普世价值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归纳了“大国富强之道”的五个要素：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橄榄形”社会结构。吴还表示，“社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导下劫杀大学教授、打骂医务人员、恣意破坏房屋轿车等私人财产的恶性案件。对于这种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我深感忧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就山西黑窑奴工事件总结说，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事实上，道德沦丧普遍化不只是底层。南京“彭宇案”之后，没有人再敢去拉跌倒的老太太。 　　2007年中国网民1.62亿，居世界第二位。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凡是媒体、互联网曝光的安全事故，安监部门都有责任查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6月份表示。在总结“黑砖窑”事件时，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　　每月，中国4.55亿手机使用者通过短信聊天、开玩笑以及打情骂俏330亿次。手机荣升中国人身体的新器官。当然，手机通讯还让一些人勇敢地动员示威。6月，厦门数千示威者游行抗议兴建化工厂的计划是靠短信串联起来的。　　故宫里的星巴克分店终于搬出了。质疑者、事件发起人芮成钢在其博客中以“AFarewelltoStarbucksintheForbiddenCity”为文作了了结。这是网络改变实现的一个实例，希望仅仅是个开始。　　政府威信与民众博弈：中国人在亢奋中变得聪明起来　　“国六条”之后，中国百姓不再坚信政府的地产新政；“5·30”之后，中国股民不再坚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国民众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团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边？　　“汉语盘点2006”字词征集活动得票最多的是“炒”字。近年来，炒股、炒基金热度空前，加上炒房、炒明星、炒新闻等等，带热了“炒”字，没有哪个字能像它一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和视听之中，所以它成为最热汉字。　　“炒”字当头，一片喧嚣。退休人员拿出养老钱，和尚拿出香油钱，公务员不安心办公，教授不好好讲课，大家一齐共赌奥运大牛市。有些人赚够了一生的钱。理财杂志宣称“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媒体树立了一个个致富榜样，他们可以提前退休了，你还傻着干什么——谁说中华民族是个勤劳致富的民族？　　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当日沪股指数高报突破6000点大关。报告中多了个新词“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240元左右，只占总收入比例的1.9%，但上涨势头强劲，增长速度是劳动收入增长的两倍。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利息、租金、专利收入、分红和财产增值收益等。　　“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必须跑过CPI！”否则你的财富就要缩水！然而跑赢CPI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2%，2.7%，3.3%，3.0%，3.4%，4.4%……6.5%。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当物价上涨预期植入人心时，所有能够提价的开始提价，工资随之上扬。通胀预期将成为下一阶段带动物价上升的原动力。　　财产性收入是否会成负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经验表明：会的。　　今年全国各大城市纷纷爆出“地王现象”。地产上市公司是圈地主角，股市则成为“地价—房价—地价”循环上升的放大器。地产热催生了新首富。机构预测，“地王”们若是赌赢了，未来三年的房价将以年30%的速度增长。但要是赌输了呢？　　广州市天河区某副区长大倒苦水，按照他的正常收入买不起广州的房子(其月收入6000元左右)。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称官员买不起房是说瞎话，“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在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月5日 “两会”期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再表态，“控制房价，我的底气是很足的。你以为说说而已？我决心很大。”数月后，广东省统计局公布报告称：广州市今年上半年商品房价格增长25.8%；事实正在告诉人们：在广州房价问题上，市长被市场“将了一军”。中青报等媒体的调查显示公众对地方政府稳定房价信心大幅下滑：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缺乏调控的积极性(67.5%)、开发商过于暴利(60.7%)、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40.3%)这三方面因素，应该对目前房价过高的局面负主要责任。　　政府权威性遭遇尴尬：“国六条”之后，中国百姓不再坚信政府的地产新政；“5·30”之后，中国股民不再坚信政府的信息披露。中国民众只相信自己，敢于跟利益集团博弈。那么，政府站在哪一边？哪个政府，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在民众心目中，早就不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划等号了。而专家更不可信，易宪容先生一句“上海房价要降50%，北京房价要降30%”令众多房奴折腰。　　　政府酝酿出台物业税，打击楼市，降温股市，那么，中产的养命钱投向谁？《三联生活周刊》一期专题被命名为“恐慌性投资”。中产是股市的主体，中产推崇谁？是那些垄断行业如银行、石化、保险或特殊利益领域如地产，中产在不知不觉中被在房价、股价上双重剥夺。美国股市在推崇谁？是Google，是微软。他们推崇创新，我们推崇垄断。垄断成为中国崛起的拦路虎。让富裕起来的钱有正当出口，让民众创业成功、小企业做大，这才是解决中国钱“流动性过剩”的根本法门。　　星空冷漠与教育下一代：谁最应该仰望星空？　　“狼一代”与“我一代”构成父子两代，却是网上频频开战的两代。假如你的世界一团糟，哪来的资格教育下一代？　　今年5月，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星空”意味着“无穷的真理”、“凛然的正义”、“博大的胸怀”和“永恒的炽热”；要“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专题将国内热议的独生子女一代标称为“我一代”，杂志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忘记民主。中国二十多岁的人忙着享受生活，无暇顾及政治。”“我一代”好像只关心八卦新闻和娱乐消遣。龙应台曾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是“不会闹事的一代”：专心赚钱、享受个人空间、回避面对或反抗环境的不合理束缚、不去处理内心对真理和正义的本能向往。　　被问及是否愿意成为王小波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时，80后“领秀人物”韩寒坦陈：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他只希望自己60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　　今年10月黄金周期间“香港游”内地客比同期陡增四成，那是为了一部电影，确切地说，是看那未被删除的12分钟。有评论批评指出，《色，戒》淹没了大时代的主题，关心性与中年危机甚于民族大义。但这样的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消费主义纠结解构着任何宏大主题，或者，消费是唯一主题。　　个人扶贫小有成效的茅于轼先生今年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骂者称，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平心而论，茅老先生至少比“替富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的那些学者强多了。　　美林集团发布的全球富人报告中称，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共有34.5万名富裕人士，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值达1.7万亿美元，列亚洲第二。中国富裕人群集中于41岁至55岁之间，其主要的财富来源是股票和地产。　　41岁至55岁的成功人群被《新周刊》冠以“F40”。批评者称这批人是中国新利益集团的代表，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冷漠、自私、贪婪、凶残，属“狼一代”，本能地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他们在失去中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 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位，绝无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狼一代”强力介入政经各界关键岗位并主导游戏规则制定，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世界在他们手中变得更糟了，“狼一代”有什么资格教训其子女“我一代”？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提出杜绝广告词中反复出现的“至尊”、“窗体底端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媒体称这已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和谐氛围。富人的形象调查显示，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然而，尽管受访者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2007年夏季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应邀来到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书房，两人畅谈社会学话题，周向国家领导人畅言：“科学的特质是用来‘求真’的，而不是用来‘求善’。应当发展美育作为补充，用以替代宗教在西方的那种功能，引导人们‘求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