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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内容根据网络资料整理关于人口政策周孝正：“两个正好”是未来人口政策的方向<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和讯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和讯网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易蔚，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国人口问题，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知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欢迎周老师！（14:04）周孝正：你好！（14:04）和讯网：周老师，说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马寅初先生，他提出的新人口论，与当时“人多力量大”的思潮是相悖的。这和后来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关系呢？（14:04）周孝正：

2、马寅初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第一次全国人民大会浙江小组的分会上说了，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这么几句话，“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得太快”。注意，不是多，不是快，是“太多”、“太快”，所以，影响到中国的建设，他就提出来，“一对夫妇生两三个小孩，最好生两个小孩”。这句话就登在了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他的发言被起了个题目叫“新人口论”，这个核心主张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遭到了批判，因为当时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人多是好事，世界一切因素中，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一切因素中

3、人是第一宝贵的。（14:05）周孝正：当时“控制论”的人讲，人有一个口，代表消费，其实口还代表“表达”。当时没有说表达这个意思，就说消费。说人有两只手，一个口两只手，二比一大，人首先是生产者叫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实际上这个背景是学苏联。（14:06）周孝正：当时毛泽东主席做了一个决策叫“一边倒”，那边是西方，这边是苏联，一边倒向苏联。而前苏联的国情是地方比较大，人比较少，加上各种战争，人口减员也非常厉害，再加上俄罗斯的妇女不爱多生，不像中国妇女叫“普遍结婚，普遍生育”，应该说它是个不生育

4、的文化，中国是生育的文化。其实中国文化中也有两种，一种叫多子多福，还有一种叫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我们也有两种文化，只不过那时候是一边倒苏联。苏联认为你生五个孩子、六个孩子叫“英雄母亲”，所以，我们在50年代初也学苏联，叫做你生五个孩子，我们也叫“英雄母亲”，给你戴上大红花，让你坐上主席台上来，给你的待遇相当于劳动模范的待遇。所以，就走了弯路了。（14:14）周孝正：到60年代前后，中国人口锐减了好几千万。到了64年，周恩来总理成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当时他们控制人口的理由并不是说人多，而是妇女解放。妇女老生孩子

5、就很难参加工作，不参加工作就没有工资，她的收入就不独立，收入不独立、经济不独立，很难人格独立。为了妇女解放，妇女要顶半边天，不要生得太多。当时国家有规定，你生六个孩子才可以不生，后来这个规定太多了，到了1956年的6月30号，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下了一个指示，把“六个”改成“四个”，必须得生四个以上才可以绝育。如果还没生到四个必须得生，如果你想做绝育，医生不批准，医生同意给你做手术还要经过医院院长的批准才可以进行手术，因为绝育之后就不可能再生了。当时还是“人多是好事”的基调。（14:14）周孝正：到了6

6、4年成立计划生育还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人多是坏事，是好事。66年文革大革命的时候，这个事停了。到1970年，那时候中国妇女的生育速度，学术叫“总和生育率”，就是年龄、性别生育率之和（音），叫TF2，意思是妇女的生育速度和生育水平。1971年的时候是5.81。周恩来总理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到1973年又成立了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经过了调研，定了一个基调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就是基调，实际上就是1975年7月5日马寅初那篇“新人口论”的核心主张，就是一对夫妇生

7、两三个，最好生两个。很多人认为这是治国良策，后来错批了一个马寅初，最后造成多生了好多人。（14:14）周孝正：1970年是5.81，71年确定了“两个正好”的基调既符合国情也符合民意，到了1981年就降到2.24%。注意，这十年我们降得最快，全世界我们应该是冠军，亚军有可能是日本。因为日本二战以后生育率也下降，降的速度也挺快。但这些年他是亚军，我们是冠军。这证明老百姓明白这个道理，一对夫妇结婚了，生两个孩子，将来两个人不在了，留两个后代，人口零增长，这叫可持续发展。和讯网：后来78年怎么变成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呢？（1

8、4:15）周孝正：如果两个人结婚生三个、四个，人口就越来越多，如果生一个或者不生，人口就越来越少。人口少的时候，人口老化怎么办？性别比失调怎么办？以后的劳动力怎么办？这都是问题，我想，我们中国的一个成功经验再加上失败的教训，就是欧恩来定的“两个正好”，所以，“两个正好”的基调必须深刻理解，它既符合国情又符合民意，十年就降到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