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民主政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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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下材料皆来自（《城邦正义与政体理想——亚里斯多德政体思想解读）“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凡自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或者相反地，对不平等的给予平等的———名位，有如对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或对同等的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在大家想来总是有害（恶劣）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其实是一种平等，但不是人人都有相等的

2、政治权利，而是对城邦贡献相同的人有着相等的政治权利，贡献不同的人有着不相等的政治权利。这不是绝对平等，而是比值平等，也即根据人们贡献的大小，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平等”的真正涵义，自然也才是正义的。（《城邦正义与政体理想——亚里斯多德政体思想解读》李书巧）“各人根据各自的某种贡献，而在政治上各自有所要求，虽在某一方面的意义上可说是合乎正义，却谁都不是绝对全面地合乎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切活动或行为显然全都同城邦有关，而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

3、商务印书馆。“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以下材料来自《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胡景平“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时,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07页在梭伦以前的雅典国家中,公民依照出身

4、被分为贵族和平民两个等级,贵族作为特权阶级,出身便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法律及宗教上的种种特权,而平民作为非特权阶层,则只是享有个人的自由并受法律保护而已。《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胡景平仅仅依照拥有财产的多寡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即∋年收入在五百麦斗以上者为第一等级“五百斗级”(年收入在五百麦斗至三百麦斗之间者为第二等级“骑士级”(年收入在三百麦斗至二百麦斗之间者为第三等级“双牛级”(年收入在二百麦斗以下为第四等级“日佣级”。同时,为不同的等级确定了相应的政治权利。通过这项改革,梭伦便在新的制度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12。由此打破了氏族贵

5、族的政治特权,政治的权利已不再依靠出身,而是取决于财产的多寡。民主机构的设立及公民大会作用的加强,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莫定了重要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梭伦作为一个优秀的立法家,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体,解放平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平民政体的祖制”。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昊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03页庇西特拉图上台后继续执行了梭伦的宪法,“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页有的学者认为,是偕主帮助“将平民提高到了对政治的自觉程度,”而这种自觉则导致“平民的统治”,−即民主政治。芬利《早期希腊：青铜与古朴

6、时代》,伦敦,1981年版,第104在雅典人看来,所谓民主政治,其一体现在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其二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法律的建设也是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改革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胡景平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最终摧毁了氏族贵族统治的基础。在改革后雅典国家的一百个基层组织“德漠”中,最高权力属于“德漠武”大会,而西方文字中的“民主政治”—德漠克拉西即起源于此。恩格斯曾指出,“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13公元前487年,泰米斯托克利对执政官的选举法进行了

7、改革,由投票改为抽签,于是不仅第一等级,而且第二等级的公民也可充任执政官。由此也影响了元老院的成份,因为执政官退任参后进入元老院,而第二等级多为富有的工商业奴隶主,于是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元老院完全由贵族组成的局面。六十年代中期,厄菲阿尔式斯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在与政敌的斗争中,厄菲阿尔武斯是一个最顽强最不屈不挠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胜过伯里克利。他不断对元老院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发起攻击,并在公元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