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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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  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  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

2、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  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  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

3、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  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  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

4、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  在苏州经济中，外资一直是发展主力。在苏州新加坡开发园区的示范带动下，苏州掀起了一阵园区经济热潮。有一个在当地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在深圳一个椰子掉下来会砸到4个总经理，而在苏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处都是开发区。  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苏州的工业也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据统计，苏州市2

5、005年GDP达到了4026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五。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由此，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  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表示，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积聚、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许多城市。  说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难免有失公允，但必须看到，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相比明显落后。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很长一段

6、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苏州模式”的弊端无可回避，转变势在必行。  2003年，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近两年，苏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外资与民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据苏州市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个体私营投资达到354.12亿元，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种投资类型之首。  科技创新在苏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投入上百亿元，建设了国际科技园、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风险投资基金等科技创新载体，相信会有好的收效。  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

7、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莞的发迹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说的最佳版本。东莞毗连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近百万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大陆沿海地区转移的第一次浪潮，东莞成了外商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