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专访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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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康永的专访（2005年2月25日公视“今天不读书”）蔡康永：　　在很多爱看书的人的心目中，“余秋雨”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这个名字如果推出新的著作，对爱余秋雨的读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他们又可以看到让自己放心的一个文化上重要品牌所发表的见解。　　像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借我一生》，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写了余先生人生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段落，在一个很不安静的环境里，毫不顾忌地从容写来，写得那么细致、诚恳。　　请问余先生，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过其他伟大作家的自传？余秋雨：　　倒是没有参考过。　　我在文学写作上有一个习惯。平时看书很杂，但要动手写散文，

2、就不看别人的散文了；要动手写回忆，就不看别人的回忆了；要动手写剧本，就不看别人的剧本了；要动手写诗歌，就不看别人的诗歌了。　　文学是一种个人心灵的探寻，而不是一种外在的“行当”。因此，不应该存在同行竞争、同业互窥。真正的文学写作者不可能产生“文人相轻”的现象，因为他们很少知道其他文人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在山间独居，在湖畔漫步，在斗室深思，而不会成天在翻阅文学书籍和文学杂志——那是文学爱好者们做的事。我当然也读过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在自己开始写作后就很少再读了。与文学界的好朋友见面，几乎没有谈起过彼此的作品，对我来说也谈不出来，因为确实没有看过，我只因他们是好人

3、、够朋友，才交往。　　至于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借鉴，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主要完成于文学写作的准备期，而不是实施期。准备期的积累，是整体性的；实施期的借鉴，很可能受到局部牵引，导致自身格局的变形。　　我拒绝在文学写作时东张西望，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拒绝在思维和感觉上的同化。人很容易受到传染，尤其是受到那些成功作品的传染，但是，一个人哪怕是被成功的作品剥夺了自我，也是悲剧。　　《借我一生》是记忆文学，我想在一个处处都是集体话语、官方话语、重大话语的环境里争得个人记忆的权利。个人记忆的权利，必须从结构到细节都悉心维护，但个人的边界总是脆弱的，因此更要提防异己文本的

4、骚扰，即便是伟大的文本。我认为，它们正因为伟大，就更容易构成一种文化强权，那就更需要防范。在文学上，我们固然不能做恶劣文本的奴隶，却也不能做伟大文本的奴隶。任何个体生命在文学上都是可以无限深入的，因此都是平等的。蔡康永：　　余先生的这本记忆文学，确实是别人的作品无法取代的。　　一是中国社会在政治面上波动很大，却很少有人拥有您这样的思想文化上的重大经历；二是即使有个这样的经历，也不会像您这样在走向高峰时突然离开，返回平地，选择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三是即使离开了也不见得有胆识来思考过去和未来、中国和世界；四是即使思考了也未必有这样的才情和文笔表现出来。　　我要问的

5、是：这样一本书，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写？余秋雨：　　一股水流蓄势已久，但是它要奔涌而出，还需要最后一个触因，例如，一块石头的挪动。　　父亲的去世，以及我们在他每天紧锁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一堆文稿和纸条，就是这个触因。石头挪动了，闸门打开了。　　对文学来说，这也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构要素，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在文学中，结构比其他因素都重要，尽管它常常是隐匿的。父亲的去世给了整个回忆一个结构，提起一点，牵动全局，并由此构成统一。美国作家劳逊提出过“从高潮看统一”的观点，很有见地，但更进一步来看，一种被高潮统一了的全局，就是结构，不管这个高潮安置在作品的什么部位。　　父亲的去世

6、既是形式上的高潮，也是思想上的高潮。我由父亲留下的那些纸条，产生巨大震动，发现我以前引以为傲的许多理由，很值得怀疑。我以前一直很满意自己在文革中不与造反派同流合污的清高，但我现在看到，当时被关押在隔离室的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居然向造反派写了一张张借条！他考虑的全家生计中，包括了我，而我当时并没有被关押，如果要想求得造反派照顾我家，机会比父亲多得多。父亲低声下气地求借，却没有借到，而我却自以为保持了什么人格原则，坚决不做父亲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其实，我在当时保持的人格原则是什么内容呢？细细回忆，一半空洞，一半错误，哪里比得上父亲在无望的羁押中为救助家人所作的努力

7、？如此一想，我对以前的人生观念产生了重新认识，并深深向父亲忏悔。　　这一点，也足以从思想上把种种回忆统绾起来。否则，种种回忆再精彩也缺少大结构，成为一堆残锦碎缎。　　与小说不同的是，《借我一生》的形式结构和思想结构是一种自然存在，我只是发现、捕捉、汰洗了它们，而不是出于虚构的设计。有时，虚构的设计还比不过自然的存在。蔡康永：　　在您看到父亲留下的借条之前，一直没有设想过当初不妨放低身段，让家人的日子好过一点？余秋雨：　　没有。　　这在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却是我长久以来的一种固守。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使我陷于这种误区？大概，一是因为偏执地理解了

8、古代书生的“气节操守”，居然把亲人的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