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脱期与鲁迅随感录“文稿八枚”_杨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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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补正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1期《新青年》脱期与鲁迅随感录“文稿八枚”杨俊杰内容提要鲁迅在《新青年》第5卷、第6卷发表了许多随感录，学界在对这些随感录的发表时间进行说明时往往以杂志所印的刊印时间为依据，没有考虑到杂志经常脱期的情况。关于《新青年》脱期问题，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以现有研究成果为依托，并参考周作人日记相关收取记录，有助于考察清楚《新青年》相关卷期的实际出版时间，并对鲁迅日记里提到的“文稿八枚”做出新的理解。即“文稿八枚”不是《新青年》第6卷第6号的随感录六一至六六，而是第6卷第5号的随感录五六至五九。关键词鲁迅;随感录;周作人;新青年;文稿八枚DOI:10.15945/j.cnki.cn11-2722/i.2023.01.001九年”条目，将《新青年》第6卷署着鲁迅上一述笔名的随感录移至其下。这一修正合乎实《新青年》杂志自1918年第4卷第4号事，故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起开设“随感录”专栏，其中署名唐俟、俟、鲁社)所保留，也为编年体的2009年版《鲁迅著迅、迅等笔名的随感录，有1918年第5卷第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鲁迅3号随感录二五、第5卷第4号随感录三三、大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所接采纳。第5卷第5号随感录三五至三八，1919年第除了发表年份的修正，1981年版、20056卷第1号随感录三九至四三、第6卷第2年版《鲁迅全集》，2009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号随感录四六至四九、第6卷第3号随感录全集》、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还提供了更五三与五四、第6卷第5号随感录五六至五为具体的发表时间。它们做出的具体说明，九、第6卷第6号随感录六一至六六。它们基本都以《新青年》杂志目录页所印“发行”后来都被收进1925年北新书局推出的杂文时间为准。以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例，集《热风》里，并全部被归入“一九一八年”条有关第6卷中随感录的发行时间有以下说目。《热风》出版之前，鲁迅确实做了校对的明:三九至四三“最初发表于1919年1月15工作，但显然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①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③，四六至四九无论是鲁迅全集出版社推出的《热风》单行“最初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本(“鲁迅三十年集”第四种)②，还是1938年版六卷第二号”④，五三至五四“最初发表于《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出版社)、1973年版《鲁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皆未做出修正。号”⑤，五六至五九“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直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⑥，六一至六六“最社)，终于在第1卷里给《热风》新建“一九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六卷50

1第六号”⑦。但是，《新青年》经常脱期，这些加的写作时间。可实际上，与1981年版、目录页的“发行”时间(除了第6卷第6号)2005年版《鲁迅全集》一样，它们都忽视了极不可靠。第5卷、第6卷多数卷期都是脱《新青年》第6卷存在着脱期的情况，并以后期一两个月，个别卷期甚至脱期达三四个月两版全集中关于鲁迅1919年7月31日日记之久。里“文稿八枚”所作解释为基础进行推演。对于《新青年》脱期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若能认识到《新青年》第6卷第4号、第5号研究。例如，第5卷第5号的出版时间应为均存在脱期的情况，就会知道“文稿八枚”并1919年1月而非目录页上所印的1918年11不一定是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月，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实际所以为的随感录六一至六六，也就不会出现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具体论述后文将作说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作时间认定为明)。除目前研究成果所采用的论据———尤1919年7月的误判。其是上海《时报》《民国日报》等报纸关于《新二青年》杂志新出版所发布的广告等———以外，周作人日记也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重要以《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号为例，该的参照。就第5卷、第6卷而言，只有第6卷期目录页印作“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发第2号、第3号、第4号这三期周作人日记没行”，与第5卷第4号目录页雷同，实应印作有收取记录，因为他当时不在北京。假如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但即便有这些实际的得书记录，单凭报纸上发布的“正确地”印作“十一月十五日发行”，也不能广告，其实还不足以确切地知道《新青年》杂算作一个可靠的发行时间。1918年11月11志的实际出版时间。与周作人日记里的记录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作比对，可清楚地看到上海报纸所刊登的广大战正式宣告结束。中国国内随即开展各种告，有些确实接近于《新青年》的真实出版时庆祝活动，《新青年》第5卷第5号有多篇文间，有些则有较明显的迟滞(如第6卷第5号，章与之有关。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开周作人9月15日即已收到杂志，《时报》《民国日篇写到，“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报》的广告则在9月21日或者22日，比实际出版时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⑩这实间至少迟滞一个星期)。就此而言，周作人日记际是指北洋政府11月28日举行的阅兵式、有着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北京大学11月30日举行的提灯会。该期杂只有弄清楚了(固然只能做到大致清楚)这志排在首位的一组“关于欧战的演说三些鲁迅随感录所属《新青年》各期的实际出篇”———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蔡元培的版时间，才能着手解决与之相关的“文稿八《劳工神圣》、陶孟和的《欧战以后的政治》，枚”问题。2009年版《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正来自北京大学举办的庆祝活动。蔡元培的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将《我们现在怎样做演说作于11月16日天安门前，李大钊、陶孟父亲》归入“一九一九年七月”条目，但篇末和的演说都是11月底作于中央公园。11由此还保留着“一九一九年十月”这一时间。⑧可知，第5卷第5号的出版时间，必不早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第1918年11月底。在目录页与“关于欧战的6卷第6号，发表时篇末并没有写作时间。演说三篇”之间，有一整页“《每周评论》出版“一九一九年十月”，是鲁迅将其收进《坟》时广告”，明确写到《每周评论》第1号“已于十添上的。⑨《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二月廿二日出版”。因此，《新青年》第5卷集》这样处理，明显就是不认可鲁迅后来添第5号的实际出版时间，也就不会早于191851

2年12月下旬。12考虑到上海《时报》1919年1确实如《鲁迅全集》所注，应指“《随感录三十月18日发布广告“《新青年》欧战号即五卷五》、《随感录三十六》。后均收入《热五号出版”，可知第5卷第5号的实际出版时风》”21，则随感录三五、三六按照写作时间，间应为1919年1月。13仍应属于1918年的作品。若觉得此推断并关于《新青年》第5卷第5号于1919年不具有说服力，那则要以出版时间为据，将这1月出版的情况，周作人的日记中也包含着4篇(且不论是否均为鲁迅所作)看作是1919年有用的线索，可与既有研究形成呼应。自的作品。1917年3月到北京后，至1917年底，周作人其三，鲁迅收到《新青年》第5卷第5号经常到书店里购买《新青年》杂志。从1918的时间，应与钱玄同、周作人大致相当。鲁迅年起，他往往是到北京大学“收”寄来的《新1919年1月28日日记里所写的“上午寄三青年》，或者到《新青年》同人(如陈独秀、胡弟《新青年》一本”22，应指第5卷第5号。适等)那里取书。关于1918年《新青年》第5周作人1918年12月21日收到了第5卷第4卷，周作人日记收取记录如下:(1)1918年9号，兼之上海《时报》1918年12月16日发布月25日，“以安乐王子原本及酋长稿交适广告“新出版五卷四号《新青年》”。那么，鲁之，得《新青年》五之一，两本”。14(2)1918迅1918年12月24日寄给周建人的《新青年》年10月29日，“收《新青年》五卷二号，十(“上午寄许季巿《新青年》二本，又三弟一本册，以其一致霞卿”。15(3)1918年11月2日，并书二册一包”)23，应是第5卷第4号。“收《新青年》三号，十本，以一送仲侃”。16(4)三1918年12月21日，“上午往校，得《新青年》五之四，共十本，以一致仲侃”。17(5)1919年1第5卷第5号原定出版时间是1918年月23日，“上午往校，收《新青年》十册，以其11月，却脱期两个月。由周作人日记收取记一予仲侃”。18(6)1919年2月5日，“同至什录可知，整个第5卷大多都脱期两个月。第方院，访君默，收《新青年》五之六，五本”。195卷第3号与第5卷第6号，周作人得书时1919年1月23日日记并未写明所收《新青间分别是1918年11月初、1919年2月初。年》的卷期。结合第5卷其它各期收取记录来这两期实际出版时间应是1918年10月下看，其之为《新青年》第5卷第5号当无疑议。旬、1919年1月下旬，脱期也就不足两个月。由之可推断如下———接下来整个第6卷的脱期，也就势所难免。其一，结合上海《时报》1919年1月18周作人在1919年两度离京，3月31日坐火日发布广告“《新青年》欧战号即五卷五号出车离京，5月18日抵京，又于7月2日离京，版”，以及钱玄同1919年1月22日日记8月10日携家小抵京，故而日记里仅有第6“《新青年》五卷五号已寄到”20，可知周作人卷第1号、第5号、第6号收取记录:(1)19191919年1月23日收到第5卷第5号，确实在年3月12日，“下午访仲甫，取来《新青年》情理之中。当时《新青年》编辑部在北京(箭杆六之一，十本，以其一送与仲侃，三时返”。24胡同)，印刷、发寄则在上海(群益书社)。杂志从(2)1919年9月15日，“往校，收《新青年》上海寄到北京，需要一定时间。第5卷第5号六之五，十册”。25(3)1919年11月10日，的实际出版时间，应是1919年1月中旬。“收《新青年》六之六，凡十册”。26关于第6其二，第5卷第5号刊有随感录三五至卷第3号，周作人日记里没有收取记录，却有三八，署名依次是唐俟、俟、鲁迅、迅。若鲁迅往外邮寄的记录:1919年5月23日，“下午1918年11月1日日记“夜作随感录二则”，至日邮局，寄东京金百元，新シキ村东京支52

3部，函《新青年》六之三，一册。又往校，借来“一些宣传新文化的重要刊物负责人都参加《学术丛编》四本”。27第6卷第1号原应出或领导了这个伟大的爱国群众活动，李大钊版于1919年1月，实际出版时间应在1919同志在这个运动中特别起了鼓舞者和组织领年3月初，脱期将近两个月。至于第6卷第导者的作用，无法分身，因此使得原定5月5号，脱期则将近四个月之久。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不能不脱期。并且不单由《新青年》第6卷第5号所刊文章只是《新青年》脱了期，其他一些重要刊物都来看，其目录页所印“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因同样的原因脱了期。如《国民》一卷四号已然不可信。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出版日期是1919年4月1日，二卷一号便(上篇)》第7节写到:“首推英国的工联延迟到1919年11月1日。《新潮》一卷五号(Trade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的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1日，二卷一号便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延迟到1919年10月30日。而《新青年》六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卷五号出版以后，六卷六号延到1919年11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月1日才出版”。33依照此思路，《新潮》第2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卷第1号《本社事启》关于五四运动造成脱期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所作的说明，完全适用于《新青年》第6卷第5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号的脱期。该《本社事启》写到:“原应在八月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一号出版”，“只因几月来，为了五四运动，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28《每周评社社员自当分负些责任;况且我们的学校，那论》第33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专栏时候天天在惊风骇浪之中，也不能安心作文办(“欧游记者明生君”，即《新青年》同人陶孟和)29事”，于是推迟至“民国八年十月出版”。34的文章题为《旅行杂感》，确实对英国工联做参考到上海《时报》1919年9月21日第了介绍———“英国的工联(用严又陵的译名)在一版同样发布“新出六卷五号《新青年》”广战争的时代一时停止活动，现因战事休息又告35，以及周作人1919年9月15日日记的奋发起来。诸君读新闻上关于英国劳动界的收书记录，确实可以说《新青年》第6卷第5消息，自然可以看出来的。近来有三种工联，号实际出版时间是1919年9月，且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于政府、对于资本家要求种种条是9月上旬。前面提到《新青年》第6卷第1件，那三个工会?就是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号脱期将近两个月，第2号、第3号同样如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此。由上海《时报》1919年4月15日广告会。他们联合的势力非常的大”。30《每周评“新出六卷二号《新青年》”，《每周评论》论》第33号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8月3日。1919年5月11日总第21号第1版中缝广因此，《新青年》第6卷第5号实际出版时间告———“《新青年》第六卷二号、三号均已到不会是1919年5月，也不会早于1919年京”36，以及周作人1919年5月23日日记自8月。31北京往外地邮寄第6卷第3号，可知第6卷有研究指出，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9第2号、第3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应分别在月22日的广告栏有“新出六卷五号新青年1919年4月、5月(且为5月初)。很显然，的广告要目”，因此，“六卷五号《新青年》的这两期也是脱期将近两个月。第6卷第4号出版日期不会是8月以前的5月，而应该是的出版情形，可参考的资料较少。1919年58月以后的9月”。32关于第6卷第5号脱期月12日鲁迅日记中有“寄张梓生、许季巿及的原因，研究认为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关:三弟杂志各一卷”37，若为寄《新青年》第653

4卷第3号，那么，鲁迅1919年7月9日“寄三2005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所保留。40如前所弟信(五九)并寄《新青年》一册，《周评》三述，两版《鲁迅全集》均没有意识到第5卷、张”38，则可能是寄第6卷第4号。倘其如第6卷(尤其第6卷第5号)存在着脱期的情此，第6卷第4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很有可能况。只要把鲁迅寄给钱玄同的“文稿八枚”是1919年7月初。如此以来，第5号脱期以设想为是寄给《新青年》的稿子，那就不可能后，应于1919年8月出版，实际上又延迟了是发表在第6卷第5号上的文稿———因为第一个月，以至于将近脱期四个月。6卷第5号目录页给出的发行时间是“五月因此，即使没有五四运动，《新青年》第6出版”。想必是第6卷第6号目录页的发行卷第5号也会脱期。因为整个第6卷原本就时间———“十一月一日”，使它们将“文稿八处在脱期的状态里，“正常”的脱期时间大概枚”同第6卷第6号联系起来。鲁迅在第6是两个月。第4号因五四运动脱期而导致第卷第6号发表的文章，有随感录六一至六六，5号进一步脱期。五四运动是造成第6卷第还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版《鲁迅全5号脱期的原因之一，其直接影响便是，使已集》对鲁迅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添加的经脱期的第5号，从8月又延迟到9月出版。写作时间“一九一九年十月”并不怀疑，便只第6卷第5号的负责人是李大钊，推想起来能认为“文稿八枚”指随感录六一至六六。恐怕确实是由于因五四运动及其余波，导致《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则他“无法分身”。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认为，鲁迅后来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添论》被政府查禁终刊(统共出版三十七期)，当然上的写作时间有假。随感录六一至六六，分是很值得愤慨的事情。不过，这或许又在客别是随感录六一(不满)、六二(恨恨而死)、观上使得李大钊终于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将六三(“与幼者”)、六四(有无相通)、六五耽搁已久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辑出(暴君的臣民)、六六(生命的路)。其中特别版工作向前推进。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值得留意的，是随感录六三(“与幼者”)。随晚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被关押感录六三的主体内容，是鲁迅对日本白桦派九十多天后终于在9月16日出狱。《新青作家有岛武郎的小说《与幼者》所作的摘抄。年》第6卷第5号的出版可算是献礼，迎接鲁迅在开篇处写到，“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新青年》的灵魂人物重获自由。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四话。”41假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作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是著名的“马克1919年10月，那么，随感录六三———乃至六思研究”专号，所以近现代史研究者一向关一至六六这一组随感录，寄出时间就不会是注它的出版时间问题。对于鲁迅研究来说，1919年7月31日。有必要提到的是，鲁迅它的出版时间也很重要，关系到鲁迅日记里将作品收集成册出版时所添加的写作时间，提到的“文稿八枚”。八枚是指八篇随感录确实未必都可信。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小说还是八叶稿纸，具体是不是指随感录六一至《明天》。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新潮》第2六六。鲁迅1919年7月31日日记提到，“上卷第1号，该期杂志也出现脱期的情况，不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寄钱玄同信并文过，该期杂志把实际出版时间醒目地印在封稿八枚。午后往护国寺理房屋杂务”。39面上，即“民国八年十月出版”。鲁迅在把它1981年版《鲁迅全集》在注释里指出“文稿八收进小说集《呐喊》时，篇末添上写作时间，枚”即随感录六一至六六，此一理解亦为却是“一九二○年六月”，与事实明显有54

5悖。42鲁迅给《明天》添加的写作时间，因此第6卷第5号所发表的文章是否合理呢?第没有可信性。以是观之，《我们现在怎样做6卷第5号距离鲁迅寄出“文稿八枚”更近，父亲》一文后来所添加的写作时间，并非完原本就该优先考虑。第6卷第5号刊登的鲁全可信。但务必要有无可撼动的确切理由。迅作品，有小说《药》，还有随感录五六至五《鲁迅著译编年全集》《鲁迅大全集》之九。《药》在收入小说集《呐喊》时，篇末加的所以不采信鲁迅后来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写作时间是“一九一九年四月”。431981年亲》添上的写作时间，归结起来是由于他们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认为，鲁迅1919年确信1981年版以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将4月25日所记“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抄7月31日所寄“文稿八枚”与随感录六一至讫”，4月28日“寄钱玄同信并稿一篇”，正是六六等同起来的做法完全合乎事实，是由于指这篇《药》。44这意味着，“文稿八枚”应指也认同《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于1919随感录五六至五九———分别是五六(“来年5月。很显然，这种思路存在漏洞。现已了”)、五七(现在的屠杀者)、五八(人心很知第6卷第5号出版于1919年9月，时间也古)、五九(“圣武”)。也就是说，八枚指的是在鲁迅将“文稿八枚”寄出以后。“文稿八八张稿纸，其具体内容并非六篇随感录，而是枚”作为鲁迅寄给《新青年》的稿子，可发表四篇随感录。这同时也意味着，鲁迅曾给在第6卷第6号，也可发表在第6卷第5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寄过两次稿，一次在既然认定发表在第6卷第6号，势必也会认五四运动以前，一次五四运动以后。至于鲁为鲁迅本人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添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写作时间也就写作时间为假。若将“文稿八枚”设想其为仍然可以是1919年10月。附录:周作人日记《新青年》杂志第五、六卷收取记录卷期目录页发行时间收取杂志时间实际出版时间鲁迅随感录5卷1号1918年7月15日1918年9月25日1918年9月5卷2号1918年8月15日1918年10月29日1918年10月5卷3号1918年9月15日1918年11月2日1918年10月二五5卷4号1918年10月15日1918年12月21日1918年12月三三5卷5号1918年10月15日1919年1月23日1919年1月三五至三八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1919年2月5日1919年1月6卷1号1918年1月15日1919年3月12日1919年3月三九至四三6卷2号1919年2月15日无记录1919年4月四六至四九6卷3号1919年3月15日1919年5月23日(邮寄)1919年5月五三、五四6卷4号1919年4月15日无记录1919年7月6卷5号1919年5月1919年9月15日1919年9月五六至五九6卷6号1919年11月1919年11月10日1919年11月六一至六六55

6注释:2016年版，第381页。①张丽华:《通向文化史的现代文本文献13《时报》1918年12月16日总第5196号，第1学———以鲁迅〈随感录〉〈新青年〉刊本与北版;《时报》1919年1月18日总第5228号，新书局〈热风〉本的校读为例》，《文学评论》第1版。参看《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2018年第1期。传》，第46页;陆米强:《新青年杂志编辑出②关于《热风》单行本的版本情况，可参看周国版史实考略》，《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2005年总第5辑，第155页;张瑜:《2005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78－84页。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二则》，《鲁迅研究月③④⑤⑥⑦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刊》2010年第1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335、14151617周作人:《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349、358、364、376页，注释1。(影印本)》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下⑧《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同)，第774、781、787、792页。2009年版，第204－213页;《鲁迅大全集》，1819242526周作人:《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第2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4－记(影印本)》中册，第6、9、16、49、61页。71页。20钱玄同:《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大⑨鲁迅:《坟》，未名社1927年版，第146页。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页;钱玄同:《钱⑩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玄同日记影印本》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卷第5号。参看朱乔森、黄真:《关于庶民的2002年版，第1749页。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2123鲁迅:《戊午日记〔一九一八年〕》，《鲁迅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集》第15卷，第347、348页。11由1918年11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可知，223738394044鲁迅:《己未日记〔一九一九北京大学11月15日、16日“在天安门外举年〕》，《鲁迅全集》第15卷，第358、368、行演讲大会”，蔡元培15日发表演讲《黑暗373、375、375、366－367页。与光明的消长》、16日发表演讲《劳工神27周作人:《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圣》。该期《北京大学日刊》还发布重要消本)》中册，第28页。周作人1919年3月31息———11月28至30日，北京大学将“每日日离开北京，5月18日回到北京，所以日记下午开演说大会(地点在中央公园内，俟择里没有“收”“得”第6卷第2号与第3号的定后再行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记录。由是观之，鲁迅1919年5月12日12月5日刊登《欧战之政治》并标明其为“寄张梓生、许季巿及三弟杂志各一卷”，极“陶履恭教授在中央公园之演说”，12月6有可能就是指新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日刊登《庶民的胜利》并标明其为“李大钊3号。参看《鲁迅全集》第15卷，第368页。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意味着这两篇演28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新青说讲于11月28至30日期间。参看《北京年》1919年第6卷第5号。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总第260号，29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第1版至第4版;1918年12月5日总第264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号，第3版至第4版;1918年12月6日总第30《旅行杂感》，《每周评论》1919年8月3日第265号，第4版。还可参看嘉兴学院中国共33号，第4版。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等编:《列31自创办时起，直至1919年8月31日出版最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后一期为止，李大钊一直是《每周评论》的重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3页。要负责人。有理由设想《每周评论》的文章，12《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他大多都能在正式出版以前先行读到。但社1979年版(下同)，第46、75页。参看汪既然确切地提到刊期是第33号，则应该还耀华:《新青年广告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是可以推断说，当李大钊的文章里出现这句56

7“参照”的时候，时间基本上不会晚于第33样紧张的氛围里为《新青年》广而告之，足见号排版付印之时———或许是8月初，又或许李大钊、陈独秀等对《新青年》第6卷第3号是7月底。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境遇里还能适时出版极32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为重视。卷五号的出版日期》，《光明日报》1960年841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月4日第3版。参看(上海)《民国日报》迅全集》第1卷，第380页。1919年9月22日第1314号，第1版。4243鲁迅:《呐喊》1923年初版影印本，外文出33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关于〈新青年〉六版社2013年版，第61、47页。卷五号的出版日期》，《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第3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译《工人绥惠34《本社事启》，《新潮》1919年第2卷第1号。略夫》考释与研究”(22BWW013)阶段性成果35《时报》1919年9月21日第5467号，第1版。(作者通讯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36《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伙伴刊物，自100875)1918年12月22日创刊号起，从未给《新青年》做过广告。唯独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那责任编辑:黄爱华“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即颁令改行公历，次年颁《服制》条例，规定国民服制。民国之初的1913－1918年间，鲁迅在其私人文本的日记中将公历一月记为正月，却不称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而将农历一月一日多记为“旧历”“元旦”。在鲁迅的书信作品中，称正月的基本是指公历的一月份，而称元旦的，则公历、农历兼而有之，并不一律。对于两种历法皆给予重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1911年5月，鲁迅赴日本接周作人回国。期间，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件外衣，并拍照留念。此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也许样式不合《服制》条例，鲁迅似再未着过此服。日常穿衣问题对鲁迅多有困扰，他后有云:“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北海)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