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ppt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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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含义浅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2病例起因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某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此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

3瑞典犯罪学家尼尔斯贝耶洛特(NilesBejerot)将这种受害者对压迫者或施虐者的依恋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根据贝耶洛特及其追随者的研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会表现出3个基本症状

4(1)人质对于绑匪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的产生是有前提的,它需要双方有交流和沟通。绑匪没有虐待人质,并且有一些小小的善行。(2)人质对于官方的不信任,害怕和愤怒。人质认为,是因为警察没有想办法尽快结束事件，才使他们被囚禁在这里。同时人质也担心，如果警察采取突袭行动,他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因为双方一旦交火，他们即使不被警察的子弹射中，怒火中烧的绑匪也不会放过他们。人质将警察看作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们会破坏情景的稳定。(3)绑匪对于人质积极的情感体验。绑匪在感受到人质的合作和对于他们事业的同情之后，会对人质的处境和感受报以同情和理解。

5一些参与人质解救的谈判者,出于提高人质生存机会的动机,会鼓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因为如果绑匪对人质有积极情感，他们便不会轻易杀害人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有这种症状的人质不但在营救过程中拒绝与官方合作,反而在获释之后故意提供关于绑架者藏身地点的错误信息,或者在绑匪被捕后拒绝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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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暴力发生的时间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暴力，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会有不同的影响。实施绑架时的暴力，不会阻碍认同的产生。绑架成功后，如果某位人质有过激的或挑衅的行为，并因而受到了绑匪的体罚和制止，这种暴力行为会被其他的人质所接受，认为他是“罪有应得”，因为他破坏了整个情境的稳定，并威胁到了其他人质的生命。但是没缘由的体罚或嘲弄，会使人质更加难以控制,并且使他们不易产生对绑匪的同情心。

9文化价值结构认同会倒向价值信仰坚定,并且能以非敌意的方式表达的一方。更多时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用来指人质对绑匪的一种积极归因及认同,但实际上，绑匪同样也可能站在人质的立场上行事。认同实际发生的方向,即在绑架事件中谁会对谁产生认同,取决于哪一方的信念更坚定。那些个性顽强,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生活方式有坚定信念，对人的心理有基本了解的人质,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们会在日常接触中逐渐对绑匪产生影响。1996年日本驻利马使馆人质绑架案佐证了特纳的观点。在这起持续数月的绑架事件中，一些绑匪逐渐对人质产生了认同,他们的敌意也渐趋弱化,恐怖分子内部的团结受到了挑战。后来也有学者将这种绑匪对人质的认同，称为“利马综合症"(CLimaSyndrome)

10刻板印象特纳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会强化在双方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但是，2002年俄罗斯文化剧院的人质事件对特纳的这一论点提出了挑战。俄罗斯人对车臣人一直持有偏见，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粗野山里人,但是在这次事件中，人质逐渐放弃了他们先前对于车臣人持有的刻板印象,而且对之产生了好感，甚至在与他们一起的时候体验到了安全(security)。对此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情景的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此时，人质与绑匪的互动是在人际而不是群际水平上,情景变成一种去范畴化的情景，人质可能更关注每个个体的特异性信息，相应地较少注意以群体为基础的刻板信息。这种“个性化”的接触形式，加之绑匪对人质的一些善行，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在情理之中。

11时间时间是整个人质事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在人质事件的早期阶段，人质和绑匪持有的关于对方的刻板印象主导着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他的因素开始介入到“人质一绑匪一外界”的复杂互动当中。当各方面的因素倾向于导致双方积极的认同时，时间拖延是有利于人质的。否则,如果消极的认同产生,或者既有的刻板印象被强化,那么事件持续的时间越长，人质越危险,因为疲倦和压力会降低绑匪对挫折的忍耐程度。

12替代解释认知失调论情感投入、社会性投入、亲密关系的投入、生活方式的投入这些投入对受害人影响深刻，甚至改变其人生，若是他们发现控制者是坏人是恶人，那就意味着他们在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上倾其所有（挑战了关于自身才能的认知），并且与恶人维持着暧昧关系（挑战了道德良善的认知），这会使受害人认为自己很愚蠢或产生负罪感，就会体验到失调。为避免失调产生的冲击，受害人宁愿相信控制者是好人。社会认同论在绑匪与人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绑匪知道,如果没有人质，官方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暴力手段结束这种僵局;同时，人质也非常清楚,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绑匪手中。双方都依赖对方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促使-一种“我们”(us)和“他们”(them)的再范畴化区分。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人质与绑匪之间,因为共同的命运被再范畴化为“我们”群体,而官方被视为“他们”群体。

13双方的联结会因警察没有满足绑匪的要求而被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意味着，无论是人质还是绑匪都要继续他们现在的境况，两者的利益都系于警察。人质与绑匪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警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当人质将自身与绑匪感知为“我们”群体时，他不但会认同这一群体，而且对这一群体也会产生较高的评价，而作为外群体的警察则遭到人质的鄙薄。当最近发生的事件，唤起某一特定范畴化过程的时候，很可能后继事件也会依据相同的范畴体系进行解释。所以，人质即使在获释以后对绑匪的认同以及对警察的敌意仍旧会存在，所以他们会提供给警察错误的信息,并且拒绝出庭指证绑匪。

14应对策略受害者：反思的心性强烈的道德感、坚定地信念以及一种扪心自问的反思降低弱化警察：审慎的解救策略一方面要使人质人性化,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表现出对人质的过度关注。因为如果过多关心人质，绑匪会认为自己被忽视。为了在这两者之间达成平衡，应该先表现出对绑匪的关心，然后再询问人质的情况。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强大效应，美国防暴警察在受训时都会被告知，不要轻易相信获释人质提供的消息，因为他们可能提供假情报来帮助绑匪。心理医生和家庭：有节制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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