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地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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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y1．出埃及记在中东国家的陆地边境过关，一直觉得需要足够的耐心。这次也是一样。站在埃及边境站的办公室门外，看着我们三个人的护照被放在桌上，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官员拿起一本翻了很久，我猜想可能是在找我们的入境图章，这让我产生一些担心，因为我的护照已经差不多盖满了，即便是我自己，要找到从开罗入境的图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的仔细。结果，他把护照放下，开始从身边的窗口接收一叠叠的埃及护照。这些都是在利比亚工作的埃及人，根据利比亚政府的数字，有一百万人，军事冲突开始到现在，他们还在陆续地撤离利比亚的不同城市。边境站办公楼门口，一批孟加拉国难民正在示威，他们高举着用纸皮做成的标语牌，上面写着：“wewantbus.”（我们要巴士。）这些难民已经在这个边境站滞留了差不多两个月。同样的，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边境，一批孟加拉国难民等待着孟加拉国政府派出巴士，把他们接到市区，登上返乡的飞机。只是，和那些同样滞留在边境站的非洲难民一样，他们的政府无法像中国政府那样，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撤侨行动。他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似乎还缺少动力。办公楼内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孟加拉国大使馆”，旁边则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边境站外有一辆大型的流动厕所，上面醒目地写着联合国难民署，里面相当的整洁，不过只是提供给女性使用。当这些来自非洲的女性难民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们很有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和我打招呼。从外面上看，她们的状态还算不错。旁边的办公楼下，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正在派发午餐。虽然三餐不是问题，但是这种住在墙边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看着那位官员毫无打算处理我们的护照，我开始焦急，开始敲打玻璃。终于，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官员走了过来。我指着那三本远远地放在桌边的护照，请他是否能够快点处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三本护照会不会被混淆在其他护照里面，再也找不到。看着这些官员工作的样子，实在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看到那个年长的官员，拿着我们的护照，和那个年轻的官员比划着。很快，这个年轻的官员拿着护照走了出来，不再带有笑容，很严肃，目光穿越过我，直接和我身后的我的埃及司机用阿拉伯语说话。我听不懂阿拉伯话，但是因为里面有VISA两个字，我有些明白，应该是说我们没有签证。我想解释，持香港特区护照进入埃及，本身就是免签证。但是，司机很怕事的拉扯我，让我跟着他离开。从进入这个办公室开始，司机一直很小心地站在一边，不敢和官员对话。看到我忍耐不住的样子，他会在一边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不要着急。跟着司机上了二楼。因为他只会几个英文单词，所以我无法搞清楚，是说我们没有埃及签证，还是没有利比亚签证。虽然我们是离境，但是根据我旅行的经验，比如坐飞机的话，航空公司如果发现你没有下一站要去的国家的签证，是可以拒绝你登机的。但是我们要去的是利比亚东部，这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再说，所有的记者都是这样进入利比亚的，因为很难从正规途径取得利比亚签证，前往首都的黎波里。二楼显然是这栋楼里面最高级别官员的办公室。当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我想敲门，司机马上制止我，看得出来，他很怕因此惹得这名官员不高兴，把事情弄得更糟。

2官员的电话很长，眉飞色舞了大约十分钟。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显然他们是认识的，而且有事情要谈。还好，两个人讲了一半，官员终于把头转向了我们。司机向他解释了情况，递上我们的护照。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在我们的出境表格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用英文向我们解释：“香港是免签证的。”我自然陪着笑脸，反正这样的情形遇到了太多次，第一线的官员经常无法分别中国护照和香港特区护照，在找不到签证之后，总要花费不少时间进行解释。也许，对于这些出入境官员来说，他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为何一个国家会有两种不同的护照，而且待遇还不太一样。走到楼下，我实在是担心自己耐不住自己的脾气，于是让司机把护照再交到那个年轻官员的手上。也许是因为有了上级官员的批注，司机显得底气足了很多，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唯唯诺诺。看着他面对官员的样子，我颇有感触，至少说明在埃及，普通百姓和这些官员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平等。这样的场景我并不陌生，在中国的不少地方，人们不也是用这样的神情对待那些公职人员的吗？即便这些公职人员正在做的，只不过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把你撂在一边，不加理睬。当然，这里不算过分。最让我心惊胆颤的，还是每次在莫斯科机场过关，我所知道的最长一次记录，是我的一名香港同行，过关的时候被晾在一边，长达三个小时无人过问。这一点，中国边检的进步真的好快，不管态度还是速度，表现都是一流的，每次过关的时候，我总是要在打分机上摁一下。当然，我从来没有经过陆路边检，不清楚那里会是怎样的。年轻的官员取走了护照，依然把它放在桌上。负责敲章的那位年长的官员，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的意思。他还埋头处理那些埃及护照。这回是司机忍不住了，推推我，让我去找那位年轻的官员。我心里暗笑，看来司机的忍耐同样也是有限的，所以已经不再担心我可能冒犯官员。还好，也许是对自己刚才犯的低级错误感到有些愧疚，这名年轻的官员很快把敲完章的护照拿了出来，交到我们手上。接下来，要找前往班加西的车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很多利比亚的车等候在边境上。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进入班加西的记者越来越少，除了像我们这样去替换已经在班加西的同事的记者，倒是离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天，传来了两名摄影记者在米苏拉塔被炸弹击中的消息，一大早，就有不少记者被总部要求马上离开。找到了一辆埃及出租车，可以带我们进入利比亚边境十五公里的地方，据说那里有很多到班加西的车辆。那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一辆出租车，没有玻璃窗，甚至没有门把手，开门需要司机利用特殊的技巧。之前我觉得见过的最破旧的出租车应该是在古巴的哈瓦那，我还记得坐进那辆车的时候，头撞到了车顶，因为没有想到车身要比正常的车辆低很多。和哈瓦那的那辆在城市里面咯吱咯吱行驶的出租车不同的是，这辆车看上去虽然更加破烂，开得却一点也不慢。利比亚关口开了两个窗口。出境的门口排满了人，看上去应该是离开此地的利比亚人，正在等候敲离境的图章。入境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份表格，需要手写护照号码、名字，以及出身日期，算是一个记录。我很好奇，里面没有要求写签发护照的国家和地区，光凭这些资料，如何统计有哪些人进入了利比亚？当然，我的这种担心应该很是多余。我和我的同事的护照上，盖上了利比亚的入境章，但是，看不出这个图章到底是代表利比亚政府还是班加西的过渡政府。总之，和之前进入利比亚的同事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次算是合法入境了。

3当我的这辆绿色的、没有门把手的车到了目的地，马上有十多个司机拥了上来，他们知道生意来了。出租车司机帮我们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颇为斯文的司机，抄下对方的电话，然后打通埃及司机的电话，让我报平安。我终于明白，我们埃及的司机帮我们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后，两个人在那里说了好久，然后交换电话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方法其实并不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在我看来，在这样陌生的地方，运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人不淑，真的是运气不够好而已。所以，我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第一感觉，特别是在选择长途司机的时候。而且我也相信，友善地对待别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也证明，在陌生的地方，我总会遇到乐于帮助自己的人。从边境到班加西差不多八百多公里。看沿途的建筑，利比亚这一边，要比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边境的二百多公里显得富裕一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一百多万埃及人，选择到利比亚工作。因为石油的关系，利比亚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利比亚的人口只有六百多万，这也使得它成为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最高的国家之一。司机在路边的一家咖啡馆停了下来，帮我们一人买了一杯卡布奇诺。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让这里的人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语言里面也总是夹杂一些意大利语。咖啡馆的外墙是橙色的那种，很有一点意大利西西里岛风情，这和我们在离开亚历山大前往埃及边境的路边停留的咖啡馆很不一样。那家很明显是做游客生意，有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糕点，太阳镜，围巾，价格显然是专门针对游客的。为了抵挡进入利比亚之后的风沙，同事买了一条阿拉伯黑白格子的方巾，结果花了八美元。我笑他，这个价钱应该和H&M这样的商店差不多了。到了班加西，发现几乎所有需要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大家很是为自己之前的判断感到好笑，还有点不值。咖啡很浓郁，比埃及的那家咖啡馆要香滑好多。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在我们从开罗开始赶了四个小时路之后，那杯热咖啡已经很不错了。总是要有比较，才会知道好的东西好在哪里，而总是需要有下一个尝试，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见识和体验还是太少。司机拿着我带的地图建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走撒哈拉沙漠中的近路，不走海边。我发现，很多时候，身体语言，手写的数字，还有一两个英文单词，足够让语言不同的人们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进行商讨，并且作出决定。这是在陌生的地方，一直让我觉得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一进入沙漠，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一开始很小，飞扬的沙子是透明的，像天上漂浮的云彩。很快，身边的景物变成了橙红色，可以听到沙子拍打在车窗上的声音，眼前就像飞机飞入了厚厚的云层当中，什么也看不见。我侧过头看司机，他偶尔皱皱眉头，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表情。每次我们从沙尘暴中走出来，都会相视大笑一下，然后很快又会钻进另一个沙尘里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持续这样长时间的沙尘暴，只有一个担心，就是不知道我们这辆车的油是否足够。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汽油，或者是汽车出现故障，而瘫痪在撒哈拉沙漠中间的公路上。我不觉得到时候，会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相信：运气。虽然这只是一辆韩国的二手车，但是在海边的公路上，司机一直保持在160公里左右的速度。好几次，我都感觉我们快要撞到前面的车了，但他每次都能够从容地踩离合变换档位，然后相当顺畅地超过前面的车，扬长而去。从边境到班加西的公路上，绝大多数是韩国和日本的二手车。这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一样，到处都充斥着来自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二手车。亚洲的二手车比美国的二手车好的地方在于，驾驶的里程毕竟要少很多，也因此显得保养得好一些。在美国城市的二手车市场，虽然可以找到价格相当便宜的二手车，但是看看跑过的里数，再看看外表，总让人觉得这些车不该再出现在公路上。当然，这些被看不上的车，最终会出现在利比亚、博茨瓦纳这样的非洲国家，还有阿富汗、蒙古这些贫困或者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地方，成为这些原本应该报废的二手车的最佳去处。这些地方的人，并不在乎这些车的好坏，而在乎是否有一辆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车，不管是怎样的车。

4Day2．初到班加西每当一个地方出现战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后，记者们蜂拥而至，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酒店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类似新闻中心的地方。新来的记者不需要感到担心，只要住进对的酒店，很快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2001年采访阿富汗反恐战争，我从塔吉克乘坐直升机到了北方联盟的基地，一个距离喀布尔四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谁都对喀布尔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印象，就算是和我们同行的经验丰富的两位英国记者。对于绝大多数记者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反恐战争，很少有机会去关注阿富汗这个地方。不过，我们都知道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因为那是记者们的聚集地。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知道这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目标。我和我的同事携带的设备太多，只能够分坐两辆出租车。我们约定，最终在洲际酒店会面。这次的目的地是班加西的乌族酒店。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闻中心，大堂放了一块巨大的黑板，过渡政府如果有记者会，就会在黑板上写上时间，地点就在乌族酒店里面。互不相识的记者们显得非常友善，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早上，刚刚坐下准备吃早饭，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西装、典型记者装束的男子走过来，声音很腼腆：“打扰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者，外面的黑板写了，麦凯恩九点钟在高等法院那里有个活动。”我低头一看表，不到十分钟九点。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英国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人员，协助过渡政府协调媒体采访。昨天晚上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我，对于整个城市还没有任何方向感，不过职业习惯让我知道，这是自己不应该错过的采访机会。趁着这名同行绕场一圈通知完所有吃早饭的人再次经过我身边时，我叫住他，询问去高等法院需要多长时间。“五分钟，坐出租车，他们都认识。”从他有些诧异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意识到我是新到的记者，因为新闻中心就在那里，身为记者，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个地方。我本来就打算吃完早饭去新闻中心，因为需要办记者证。和在的黎波里不同，那里的记者算是受到利比亚政府的邀请，可以办理签证。也因为这样，活动范围只是在酒店里面，只能够参加政府安排的集体采访。在班加西，则是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拿不到利比亚签证的记者。到过渡政府的新闻中心申请一张记者证，只不过显得正规一些。事实上，采访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检查记者的证件，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国人长相，拿着摄影器材的人。酒店门口排满了出租车，这个时候，外国记者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顾客和雇主。在酒店大堂，坐满了等候雇主一起出发的司机、翻译，或者是在寻找工作机会的当地人。他们绝大部分很年轻，看到陌生面孔出现在酒店，就会上来询问是否需要翻译或者司机。这同样很像在喀布尔，我的翻译就是在洲际酒店找到的，当我们在酒店等候同事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上来，询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翻译。这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尤其是当地人英文水平不高的地方，翻译成为我们和当地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桥梁。当然，这些翻译的英文水平非常差，在阿富汗，他们都是自学成才，依靠听美国之音广播，而在利比亚也是一样，因为卡扎菲并不鼓励民众学习英文，特别是在1986年卡扎菲遭遇了美国的轰炸之后，民众一直被教育要向西方社会宣战。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开始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利比亚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世界。而互联网，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都成为利比亚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英文也成为年轻人渴望学习的语言，他们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就通过英语广播以及电影和歌曲来学习。

5当我们赶到高等法院，麦凯恩的车队已经到了。很像是在拍电影，麦凯恩在过渡政府副主席的陪同下，参观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类似于埃及解放广场的地方。现场有二十多个拿着利比亚国旗和美国国旗的民众在那里示威，麦凯恩则和这些示威者握手交谈，从镜头上来看，场面很是热闹。我很好奇，九点钟，加上正好是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街道上安静得几乎看不到车经过，为何会出现这些示威者。等到麦凯恩离开，谜底揭晓，示威人群里的几个女性，本身就是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这是一个安排给麦凯恩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场面。如果说卡扎菲那边对记者控制得非常严格的话，那么在反对派这一边，至少从现在来看，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的手法显然已经非常熟练。麦凯恩的记者会举行前，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会场布置，背景当然是国旗，两旁贴满了写着“自由利比亚”、“一个利比亚，的黎波里是首都”的标语。不管是过渡政府的成员，还是普通的班加西民众，和他们聊天时你会发现，经过两个月，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国际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诉求是虚假的，或者只是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同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经济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点。利比亚每天出口160万桶原油。因为原油的的品质更好，价格也比一些中东国家昂贵。但是，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并没有让大部分利比亚人受惠。看看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就算是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比不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三星级酒店。整个社会似乎停留在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当然，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欢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高楼多了，环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根据美国CIA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下面。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变成中东的国家，不要说阿联酋，只要和卡塔尔进行比较，都会让没有富裕起来的利比亚人感到不满和沮丧。在酒店看到很多熟悉的，但是说不出名字的同行面孔。在阿富汗见过，在伊拉克见过。十多年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头发也已经白了，就好像我自己，身心都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应该是好事情，因为想的没有那样复杂，反而能够从容面对。看着那些年轻同行紧张亢奋的样子，终于明白了，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遇到一个BBC的同行，一个住在伦敦的利比亚人。在酒店大堂，他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的眼睫毛长长的，就好像假的那样。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他被他的眼睛迷住了，呆看了好久。当然，这是中东人的天赋，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副长长的像假的一样的眼睫毛。他说他在班加西已经三个月了。我忽然很同情他，因为我们的这份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浪漫。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每天都要发掘出不同的新闻，最好还要有足够的新闻价值，这对每个记者都是不小的考验。从我以往的经验来说，一个月已经足够让人烦恼，因为电视记者和报纸不同，需要画面，需要被访者站在镜头面前，而平面媒体则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可以有细节的描绘，可以是关键人士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我总觉得，如果是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在一个地方能够呆上一个月或者三个月，那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于每天都要交功课的电视记者来说，如果每天都是静态的新闻，观众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是现实，电视观众很多时候就是喜新厌旧。

6我们聊起在米苏拉塔死亡的两名同行。就在我和我的同事抵达班加西的当天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班加西。死亡是记者这个职业要面临的风险之一，特别是进行战地采访。也因为这样，国外的记者都有高额保险，以及高额收入。特别是一些大媒体，他们的收入是按日计算，每天有差不多几千美元的报酬，而这些钱，是直接给他们指定的家人。高投入培养出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但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人，只要是在战场，和死亡的距离就只有一线之差。他说，他只有一个希望，能够从陆路到的黎波里。这也是我的希望。只要战事平息，这个希望就可以成为现实。但是何时结束，这才是最关键，也是谁也不知道的问题。他告诉我，BBC正在打算通过海上，将一对采访队偷运到的黎波里。目前，只有官方邀请的记者才能够进入的黎波里。而进入的条件是，必须呆在指定的酒店里面，不能够随便外出，只能够进行官方安排的采访。这很像2003年美国开始向巴格达轰炸，萨达姆还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些日子，陪伴我们的是政府指定的翻译，我们不能够在街头随便拍摄。每天，新闻部会用一辆车安排我们去采访那些政府说是被美军炸毁的平民住宅。至于里面住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办法核实。即便是街头采访，翻译也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永远都是如何热爱萨达姆。而这一点，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发现，因为我去美联社传送稿件的时候，他们的雇员是当地人，他听完原声以及英文翻译之后告诉我，翻译把被访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我明白BBC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非官方的采访，才有机会看到的黎波里正在发生怎样的事情，也有机会听到的黎波里民众真正发自内心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的黎波里刚刚宣布，抓了一名西班牙记者，而这名记者被允许和父母通电话。在没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的黎波里，被抓到之后，至少是非法入境的罪名。想起出发之前看到的一篇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这篇博客被翻译成英文，讲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玻璃窗，看到的的黎波里街头的情况，题目是《恐惧中的幽默》。虽然不长，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压抑。对一些的黎波里的民众来说，这种压抑已经处于临界点，只不过因为恐惧，还没有爆发。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是一个月前在突尼斯拿到的签证。现在，突尼斯的利比亚使馆已经关闭了，北京成了目前还在正常运作的为数不多的利比亚驻外机构。签证官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四五个中方雇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围着电脑在看网络新闻。想起同事告诉我，的黎波里的新闻官罢工，因为卡扎菲拖欠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结果现金不够，给他们发黄金，不知道这个使馆的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女孩子们的工资是不是会受到影响？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拉克驻中国使馆里面就发生过纠纷，领事和大使争吵，结果还开了枪，所幸没有人受伤。结果我没有等到签证官回来，于是把同事的护照又送去了使馆，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来替换班加西的同事。两边都有记者，这样在篇幅、倾向性方便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平衡，但是现在，因为的黎波里的同事签证到期只能离开，替换的同事的护照还躺在利比亚驻北京大使馆，只剩下我们一组人在反对派这边。如何不让观众感觉有偏向性，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思量的事情。

7Day3．“卷毛大叔”卡扎菲新闻中心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内，得经过所谓的安检。之所以用“所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不经过安检出出入入。新闻中心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为记者们发记者证。离开的同事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麻烦，记者证上不要写中国，因为中国人在当地不太受欢迎，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1973法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第一批来的同事自称是韩国人，因为他们拿着法国护照，也就没有人质疑过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第二批同事拿着香港特区护照，特别要求在记者证上写上香港，只是，当我们把护照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拿回记者证的时候一看，上面已经写上了“China”。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让对方改正，但是仔细再想，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算写上香港，其实也颇有些自欺欺人。之后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告诉别人来自香港的时候，要么别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要么对方会提醒你，香港难道和中国有区别？到底有没有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央视的同行一起，离开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那个时候萨达姆还没有倒台。对方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来自香港，马上拿出一副自家人的神态，而看到央视同行的中国护照，马上变得严肃很多，公事公办的样子。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有一幅标语特别醒目，用中文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样的标语，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面也出现过。这不奇怪，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如果需要联合国授权，中国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关键。在过渡政府眼中，虽然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多一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俨然成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的代言人，阻挠着联合国授权北约进一步行动。他们给俄罗斯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只不过石沉大海。虽然听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们打招呼。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国工地，“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还挂在工地上面。这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亚政府的廉租房项目。现在，工地静悄悄的，就像这个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静悄悄的。新闻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烂的，是经历了冲突之后的印迹。不过，墙壁上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漫画，都是关于“卷发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头发现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对象，不管是新闻中心里面，还是高等法院周边的围墙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卷发大叔”的画像，最简单的，是用粉笔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种涂鸦。也因为他的卷发，让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亚人说的一个独裁者，更像一个具有卡通气质的特型演员。十年前在利比亚采访，在酒店门口等候卡扎菲，拿着话筒就冲了上去。他身边的人相当紧张，把我们挡在了一边。到现在还记得卡扎菲当时的反应，用手轻轻地把阻挡我们的手拨开，不管是他的动作，还是那种表情，都显得有一点阴柔。其实，这往往是一个人极端自恋的表现。而从他身边的人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的人。那次买了好几本卡扎菲语录，绿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语版本。这些书在的黎波里到处可见，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卡扎菲的个人头像。虽然充满了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经到处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不同，显得要民间和随意很多，就像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觉要更重一些。

8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态自居。尽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并不闭塞，因为有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投资和游客，甚至还有美国游客。他们绕道加拿大，拿着另纸签证，为的是来看看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还有些邪恶色彩的国家。当然，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那次，摄影师一时大意，把摄像机的脚架忘记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原本已经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失物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物归原主，经历过的只有两个地方，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说是因为民风淳朴，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1969年，卡扎菲27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取消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宝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在经济方面，70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80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从六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维斯相当相似。用国际政治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比如埃及，虽然穆巴拉克同样被视为独裁专制，但是宪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亚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来进行预测。这样的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比如委内瑞拉，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查维斯，能够在24小时内快速地翻盘，只有在这种个人强权统治的国家里面才可能发生。也因为两个人的相似性，曾经有猜测，卡扎菲应该投奔他的这位亲密战友去了。也因为这样，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个领导者没有权力限制的国家，这样的国际规则并不奏效。而且，对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来说，这些外来的批评和指责是对自己的一种迫害，他必须为保护自己而战斗，不惜一切代价。和东部民众谈论卡扎菲，撇开争取自由民主这些符合国际视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我们每天有160万桶的石油出口，我们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好很多。但是，看看我们的城市，没有水泥路，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走了一百多公里，没有任何标志。”“大学毕业，只能够找到一份二百第纳尔的工作，因为你在政府里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识人，那么就算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资，还可能成为读过大学的人的上司。”

9利比亚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阿联酋，或者卡塔尔。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相提并论。利比亚的失业率没有最新的数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轻人聊天，太多人会告诉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关系，毕业意味着失业。这样的情况，其他城市同样存在。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特别是在石油行业，加上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国内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退，国家功能几乎失调。卡扎菲口中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国家财富的控制的现实，也让人们对革命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不满。这和前苏联有很相似的地方。70年代，人们对这个革命领袖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政权僵化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人们的不满开始上升。即便开始了经济改革，民众看到的依然是国富民穷的现实。卡扎菲的非洲主导政策，也造成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非洲，卡扎菲要做非洲的皇帝。只有在非洲，他才能够做皇帝。但是，他是个疯子，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属于阿拉伯世界。”和班加西的民众聊起非洲，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弹。卡扎菲原本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的偶像是纳赛尔这批埃及自由军官。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他给非盟足够的金钱，让他成为了非盟主席，也就是非洲的老大。只是这个老大，经常倚老卖老，让非盟成员总是敢怒不敢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部民众极度不满的原因。就在首都的黎波里出现高楼大厦和城市高速公路之后，班加西这个利比亚第二大的城市，市中心的道路依然坑坑洼洼，街边的楼房水泥已经跌落，最豪华的酒店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这是因为卡扎菲不愿意给班加西这些东部城市以财政上的支持，尽管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走出新闻中心，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他说他曾经在英国读书：“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如果被卡扎菲的人听到，你就会消失，你的家里人还不能够去追问你的下落。”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快乐。”

10Day4．遥望的黎波里的最前线身为记者，最想去的还是最前线。于是决定去艾季达比耶，看看现在可以最远走到哪里。一大早，司机打来电话，很神秘地说，有美国的VIP要去艾季达比耶，军方会出动一组人护送他们，我们可以跟着前往，问我是否愿意。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当我们冲到集合地点，很快发现所谓的VIP，是美国一个慈善组织的代表，他和一批班加西妇女一起，要进入沙漠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建立一个妇女服务中心。护送他们的有三辆皮卡，我们被分配坐在其中一辆上面。皮卡是反对派武装的主要装备，运送物资、人员，在上面架设机关枪、火箭炮。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二手车，一下子从民用变成了军用，就好像这些所谓的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拿着枪就走上了战场。和我们一起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上车，其中一个拿出VCD唱片，另外一个拿出一瓶香水，还好心地问我要不要。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担心的是他们手中的两支枪，我的摄影师也有同样的担心，因为他们的枪口总是时不时地对着我们后坐。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上保险，因为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泰国的红衫军，看到太多的这样的场景，非专业的士兵用不标准的姿势拿着枪，时不时会发生走火的意外。离开班加西大约半小小时，沿途开始出现被摧毁的卡扎菲政府军的装备，有火箭发射器和坦克，还有一些烧焦的普通汽车。反对派武装目前已经控制了艾季达比耶，政府军驻守在距离艾季达比耶西城四十公里的地方，而反对派武装则在距离西城十八公里的地方。这些装备都是北约空袭的结果，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三月份政府军一定可以拿下班加西，最多就是把这个城市彻底毁掉。这有点像正在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进行的战斗，政府军轰炸居民区，让人怀疑卡扎菲是否准备要扫平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北约不断地轰炸的黎波里以及其他军事设施和地面部队，反对派不可能最终取得米苏拉塔的控制权。对于北约的轰炸，班加西的民众是欢迎的。街头那些售卖旗帜的摊档，不光是卖班加西的三色旗，也包括了所有北约成员。1986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以及班加西时，利比亚人是极度痛恨美帝国主义的。那个时候，没有卫星电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天，人们通过唯一的一个频道，听到的就是卡扎菲的声音，以及他对美国的怒吼。现在不同了，人们装了卫星天线，可以收看太多的阿拉伯频道，还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是利比亚在联合国取消了制裁之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尽管卡扎菲并不鼓励人们学习外语，在利比亚也看不到任何外国的品牌和连锁店，但是，这里的年轻人通过英文电台，通过看英文电影，听英文歌曲，自学成才，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只要他们愿意了解，可以知道得相当清楚。

11大约四十分钟之后，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原来三辆皮卡都忘记了加油，而油箱里面剩下的油，是不够我们完成余下的路程的。不过，加油站的油箱也已经空了。战争打响之后，政府军轰炸了被反对派控制的四个油田，这些设备要进行修复，恢复生产至少还需要四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整个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所有的燃油都是依靠从卡塔尔进口。当然，反对派政府没有钱，卡塔尔慷慨地提供无偿援助。于是，我们向下一个油站进发，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选择了，因为政府军炸毁了艾季达比耶的供电系统。排队的车辆很多，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送油的油罐车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到。不过大家显得并不着急，在中东，首先需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着急，就算是打仗也是一样。我其实有些不明白，既然知道有长途旅行，至少应该提前为汽车加油，但是一想到所有的这些人，除了穿着迷彩服的那个带队军官还颇有职业军人的样子，其他士兵想必连加油这个问题想都没有想过。一个小时之后，车队终于可以上路了。因为加满了油的关系，司机显得更加轻松，我这才发现，他的车速一直保持在160公里以上，而且很多时候，他的两只手都不在方向盘上，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做别的事情。油价在当地，差不多一元人民币一公升，比买一瓶矿泉水还要便宜。在完全依赖卡塔尔进口石油的东部地区，维持这样的价格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对于过渡政府来说，如果物价上升得太快，在战事胶着，谁也不知道需要持续多久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谁也无法预期，普通的民众可以等待多久。稳定物价需要资金，也因为这样，除了从卡塔尔这样的国家进行借贷之外，法国已经决定，把他们冻结的卡扎菲的资产转移给过渡政府，并且鼓励其他政府也这样做。资金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当然重要，就在我们出发前几天，的黎波里的同事告诉我，卡扎菲的新闻官员们罢工了，原因是一个多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因为缺乏现金，卡扎菲开始给公务员发黄金。但是，对于这些公务员来说，这个时候，黄金实在是太不实用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到了利比亚驻北京使馆的那些官员们，甚至开始有些担心那些年轻的中国雇员，他们的收入是不是会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在进入艾季达比耶的路口，我们坐回了自己司机的车，我们的目标是城市的另外一头。从进入城区开始，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这个原本有十三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安静得像鬼城一样，沿途是被炸烂的店铺、汽车。司机开得很快，他说，政府军的狙击手，很有可能隐藏在那些居民楼里面。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3年在巴格达，看到太多被炸弹击中的民居，就是这样的一片狼藉。我们选择在清真寺前停车，司机拿着他的AK47下了车。我知道他是为了安全，但是，没有他这把枪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因为这样更容易成为政府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匿藏在某个地方的话。城市响起从清真寺里面传出的祈祷声，穿透死一样的寂静，让人感觉到一种肃穆。阳光下，一座居民住宅边的红色植物开满了花，也为这个城市带来点点的生气。“这里每天五次的祈祷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我们在清真寺遇到一个当地的居民，他每天都要走到这里祈祷，就算政府军和反对派争持激烈的时候也不例外，“食物不够，不过有慈善团体会送些东西过来。不用害怕政府军的狙击手，如果有，我们会抓到他们。”

12他说，这个城市现在只剩下一些男人。因为政府军炸毁了当地的供电设施，没有电，晚上漆黑一片，很不安全。抢劫，偷窃，“那些都是我们自己人。”说到最后，他显得有些尴尬。自己人，当然是相对政府军或者卡扎菲的效忠者。当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自己人和敌人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分界。即便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即便是古兰经教诲人们偷窃和抢劫是严重的罪行，在饥饿以及贫穷面前，这些劝解已经无法给与足够的精神支撑。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忙着做的新闻，是在巴格达出现的公开的抢劫和偷窃。人们进入学校、办公大楼，拿走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尽管其中的一些，至少在当时，看不出来有哪些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尽管班加西或艾季达比耶这样的城市存在偷窃抢劫这样的事情，但是，和巴格达完全不同的是，你可以感觉到，这里有更多的人在主动地让城市运转着。就在清真寺的对面，一辆垃圾车停在路边，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正在清理垃圾。这和当下的情形显得格格不入，却又真实地在那里存在着。他们都是志愿者，自发地为这个城市做一些事情。同样的情境也出现在班加西。虽然负责清洁城市的那些埃及籍的劳工都已经离开，城市的不少地方堆满了垃圾，去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必须时刻和苍蝇进行斗争，但是，这个城市同样有不分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在清洁不同的社区。不过，这个城市的基建真的很糟糕，即便是看上去不错的小区，居然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看得出来，卡扎菲政府在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上的投入相当吝啬。艾季达比耶也是一样，就算没有轰炸，城市也满目疮痍，住宅小区的水管暴露在露天，道路坑洼不平。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原来是一所学校，不过因为革命，学校全部停课了。但是，这所学校的礼堂非常热闹，一批年轻人在这里自发地设立了一个城市协调中心，里面用桌子分成不同的类别：征集志愿者清理垃圾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援助的，为女性提供帮助的。这样的情景让那个来自美国的慈善组织的代表赞叹不已，他说，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非政府组织NGO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却做得比很多NGO还要出色。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利比亚的年轻人，他们通过互联网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开阔的视野决定了他们的胸怀以及素养，让他们懂得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承担责任。也因为这样，他们更敢于向卡扎菲争取权利。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那里的民众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们所面对的改变不是利比亚这样发自内里，而是来自于外力。他们被动地接受变革，这让他们在改变刚开始的时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今天的利比亚不同，这里的人们为了这一天等待了很久，他们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期待，他们期望和外面世界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当中。当他们自己争取的变革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珍惜，他们也有准备。在艾季达比耶的城西，反对派设立了一个封锁线，我们不能够继续向前，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这个时候，让记者冒太大的风险，而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自己缺乏能力保护记者。

13封锁线边上，停着好几辆救护车，这是当地医护人员自愿来到这里，随时准备救护前线的伤者。虽然这些反对派武装，除了一部分是倒戈的军人，大部分都是平民，甚至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的表现可以超出常人预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景象并不让人陌生，当年共产党可以战胜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仔细想想里面的原因，是不是和现在也有一点点的相似？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革命开始之后，这算不算一条规律？

14Day5．两个利比亚司机对于我来说，今天是非常纠结的一天，我必须在两个司机兼翻译里面做出一个选择。送同事回埃及的司机兼翻译哈迈德回到了班加西，而就在他送同事离开的同时，我们有另外一个司机兼翻译阿哈迈德。同事介绍过两个人的区别，哈迈德是我们第一批同事抵达时就开始合作的，他的祖父是过渡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使得他有一些便利，比如同事的访问就是通过他来安排。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并不主动，所有的事情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阿哈迈德则非常聪明，消息也很灵通，但是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这一点我们已经见识过，第一天合作，让他四点钟到酒店，迟迟不见人影，打电话过去，他说他有任务，于是只能够找一辆出租车到目的地。但是，他真的非常专业。到医院采访，应该带着新闻中心的证明，他却能够带着我们通行无阻，不仅快速地帮我们找到来自米苏拉塔的伤者，还不忘提醒我，是不是应该采访一个医生谈谈情况？阿哈迈德的车里面总是放着一枝AK47，他的手机里面有他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照片，还有这样那样的片段：被抓到的雇佣兵，投降的卡扎菲女子保镖队的教练，被政府军打死的不愿意高呼拥护卡扎菲口号的医生。他会在第二天给我们讲述头天晚上的行动，比如他们在从艾季达比耶通往班加西的沙漠上抓到了一个卡扎菲的人，他正准备潜回自己班加西的家，组织雇佣兵。他们把他押回他的家，搜出几张乍得雇佣兵的照片，几张支票。他会一边讲述，一边给我看手机里面的影片。对于这些，出于记者的谨慎，我不会完全相信，因为这都是他一个人的描述，虽然有画面，但是时间地点人物，我完全没有渠道进行查证，只能够当成精彩的故事来听。阿哈迈德31岁，没有工作，他的收入来自于二手车交易。他从美国进口二手车，他的英语也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他在市中心买了一个公寓房子，二百多平方米，花了十多万第纳尔，差不多七八十万人民币。在当地的年轻人里面，他至少在经济上算是成功。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大学生，原本已经准备结婚，但是因为这场变革，婚礼要推后了。我们在餐厅吃饭，听到他用温柔的语气打电话，猜想他应该是在和女朋友通话。他笑着对我说：“我告诉女朋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现在正在餐厅，她嫉妒死了。”在利比亚，女孩子一般20岁左右结婚，如果超过28岁还没有嫁出去，大家都会替她着急，包括她自己。至于男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一定的储蓄，结婚成家显得有些困难，这也就是男性的结婚年龄，一般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婚礼是非常费钱的，要为亲朋好友提供七天的膳食。在目前的状态下，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营公司，或者是自雇人士，所有的生意都停顿下来了，只有开支，没有收入。因此，做记者的司机兼翻译是当地人收入最高的工作。所以，在我们下榻酒店的墙壁上，总是会有寻找工作的招贴。

15最后，我还是决定和哈迈德合作，毕竟从我们的同事进入利比亚的第一天起，他就和他们在一起。哈迈德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刚刚工作一个月，月薪有八百元，算是高薪。但是，还差三天就可以拿到工资的时候，示威开始了。现在，公司暂时关门，老板不知行踪，他白打了一个月的工。和阿哈迈德不同，哈迈德温文有礼，对生活细节很是讲究。正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在班加西算是最好的餐厅之一吃饭。之前阿哈迈德总是带我们到街边的小店，苍蝇在我们的食物周围转来转去，尽管这样，还是觉得小店的食物比我们住的酒店要吸引人得多，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我和我的同事都拉了好几次肚子。就像在喀布尔，或者巴格达，或者是某一个非洲穷困的国家，总是能够找到一家像样的餐厅，甚至超过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厨师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谱已经不多。价格并不便宜，一份主食二十第纳尔，相当于当地普通人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餐厅有宽敞的空间，天花板上有巨大的水晶吊灯，仔细看，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仿制品。还有雕花的屏风，这是因为，如果一些女顾客觉得需要隐私的话，可以把屏风拉开，把她们和其他顾客隔开。每次过来，不管什么时间，总是会有一两桌其他的顾客，每次都是女性居多。她们最喜欢的，是这里巨大的披萨。而每次我们总会无端地操心和讨论，她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披萨吃完。在这家餐厅里面最享受的，是每次餐后的热茶，只是很可惜，第一次绿茶里面放上了新鲜的薄荷叶，之后就没有了。店主说，这些薄荷叶来自外地，现在打仗，道路不通，所以暂时没有了。餐厅的对面有一个超级市场。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很担心城市里面的供应，所以同事特地从香港带了一箱公仔面过来。但是走进超市，就会觉得放心，因为从食品到日用品，都有足够的选择。超市的陈列和香港的大型超市没有太大的区别，真的要进行比较的话，那就是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货架上的货品种类不需要像香港那样摆得密密麻麻。不过，日用品可供选择的品牌并不多，拿洗发水来说，也就是三四个牌子。这里的外国商品并不多见，没有外国品牌的连锁店，却有很多模仿那些外国品牌的本地商店。比如在一家专门卖黎巴嫩烤鸡的快餐店，商店的餐牌上写着KFC，也就是炸鸡，当然在整个利比亚，是没有叫做“肯德基”的连锁店的。街头有很多服装店，不用猜，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制造。服装的款式很多样，从传统的女性长袍，到坦胸露背的晚装，应有尽有。虽然没有专卖店，却能够找到你想象得到的任何牌子。哈迈德带着贴着乔治阿玛尼标签的太阳帽，当然，这又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他花了二十个第纳尔在城里的一家商店里面找到的。哈迈德花了三百元租了当地的一套房子，和他的妻子还有母亲住在一起。他的妻子是他的一个表亲，多年前和父母一起移居美国。他的岳父参加了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妻子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回到了利比亚，两个人刚刚结婚不久。

16他的家坐落在距离市中心大约十五分钟车程的一个居民区之内，当车子从大路上转弯进入小区，走的是一条泥土路。这并不令人吃惊，在班加西，在很多的住宅区可以看到这样的土路。在过去四十二年，的黎波里并没有给班加西政府太多的财政支持，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依然停留在四十二年前的水平。即便是在市中心，道路也是坑坑洼洼。但是，这里的民众相信，其实政府有足够的钱，每天160万桶的原油，谁都算得出来，国库每天能够收到多少现金。班加西是一个天然资源相当优越的城市。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沿着地中海，你会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天堂一样的地方。但是很可惜，这里没有希腊小岛上那些精致的房子，也没有像西班牙的马拉加那样，沿着海边，可以有一个个让人向往自己退休生活的小镇。这里的海水清澈而宁静。从班加西市中心向西，沿着海边开出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看到绿色的海水，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污染。但是，路边的那些楼房大部分显得残旧不堪。日落之后，人们坐在海边享受咖啡和热茶。那些随便放在屋前的塑料凳子、简易桌子，那些不规则的房子和尘土飞扬的街道，让我忽然想到了北戴河，也许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当接近的地方：粗糙简陋，缺乏规划。哈迈德住的地方有两百多平方米，这让我们香港的同事羡慕不已。我们不断地向哈迈德灌输香港的楼价有多贵：“在市中心，这样一套房子的租金，至少要六千美元，就算在北京，也至少要三千美元。”利比亚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在全世界算是最高。在班加西市中心，都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空置的土地。私人可以购买土地，并且永久拥有。但是，对于大部分利比亚人来说，土地的价格，是他们依靠工资收入，一辈子都承担不起的。和其他地方一样，班加西也有很多富人。富人区的房子和普通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门口有着平坦的水泥路，房子是独门独户的别墅，院子里面的花草得到了精心的照料。车库里面往往停着不止一辆私家车，虽然都是二手车，一般都是欧洲的品牌。车子在利比亚算不上是奢侈品，几千第纳尔甚至更加便宜，就可以买到一辆二手车。因为产油，这里的汽油非常便宜。即便因为四个油田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炼油厂的设备需要进行维修，东部地区的汽油全部依赖卡塔尔进口，油站的价格依然维持了冲突前的水平，差不多一块人民币一公升。因为刚刚从日本采访回来，对于汽油短缺的情况并不会觉得惊讶，也看惯了加油站前的车龙，而这里的情况，事实上比日本灾区要好太多。虽然需要每天等待加油车到每个油站装满油，但是，过渡政府显然已经能够保障东部地区汽油的供应。如果不是因为过渡政府自己透露的信息，没有人会知道班加西正面临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每到晚上，人们开始开车外出，白天关门的商店也开始做生意，尽管没有多少人有钱可以去买日用品和食物以外的东西。人们聚集在高等法院前的广场，那里灯火通明。由于没有可燃气体，电厂需要使用同样是从卡塔尔进口的柴油。记者问过渡政府的官员，既然电力不足，为何不鼓励大家节约用电？官员说，这是因为我们要向卡扎菲显示，我们有能力让这个城市正常运作。

17班加西的这些富人，他们的财富积累和利比亚其他地方的富人们一样，不少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比方说，拿到政府的各种项目。但是在这次变革当中，他们还是选择站到了反对派这一边，正如一批卡扎菲政府的官员，他们很早就站了出来，和卡扎菲政府决裂。这样的选择只能够说明一点，在利比亚即便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不意味着拥有安全感，在缺乏基本权利的地方，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很可能在一瞬间被剥夺。这一次，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在未来有更加稳定富足的生活。

18Day6．意大利的殖民史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BBC新闻。卡扎菲的政府轰炸了当地的电信公司。工程人员抢修之后，只救活了一家电信公司，而且这个092字头的电话，只能和092的电话相互通话，不能打长途电话，其他电话也无法打入。相对而言，的黎波里的通讯情况就要好很多，091字头的电话可以畅通无阻地打长途电话。因为这样，来到班加西，和外界的联系需要依靠卫星电话。酒店的网络虽然缓慢，但是至少在早上，当大多数的班加西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上网还算顺利。手机成了东部地区人们之间，包括我们这些记者和当地人之间联系的最便捷的工具，SIM卡在当地开始供不应求。新号码由的黎波里的公司总部提供，这里的工程师只是恢复它的通话功能，好处是公司总部在的黎波里，原本一分钟0.25第纳尔的通话费，没有人来计算账单了。SIM卡从原来的五个第纳尔，炒到了现在的一百美元一张。我是向酒店大堂商店的老板买的。交易的过程有些诡异，老板收了钱，然后叫来坐在大堂的一个年轻人，两个嘀咕了一阵之后，年轻人离开酒店，十多分钟之后，拿来了两张SIM卡。SIM卡非常破旧，背后的公司标志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楚。我们开始使用之后，麻烦也接踵而至，虽然我们已经在猜想，这些SIM卡到底来自哪里，偷的？抢的？甚至猜想是不是那些死去的人曾经使用的。电话每天不停地响起，都是我们听不懂的阿拉伯话。最后交给翻译接听，才知道对方的意思是，这个电话号码是他们的亲人的，由于电话被偷了，于是认定我们是小偷。这是我们预期之中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却又觉得很无奈，只是很好奇，那个商店的老板是否知道这些SIM卡的来历？那个酒店大堂的年轻人是不是集团的一员？只是，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城市，就算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看电视，成为我了解当地以及周边国家最新状况的最快途径。有很多阿拉伯语频道，特别是半岛，消息更快更多，但是很可惜，没有半岛英文频道，而我不懂阿拉伯语。当然，凭借画面，加上经验，基本可以猜测到大概的意思。最有趣的还是，刚刚看完BBC记者的现场直播，几分钟之后，大家就在酒店的大堂碰面。这样的情形也经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要是能够收看凤凰的话。

19这些天，利比亚的新闻已经被叙利亚以及也门所替代。叙利亚政府向示威者开枪，也门总统宣布在一个月内下台，但是民众依然不满意。看着电视画面，很有些风起云涌的感觉。关于利比亚的新闻不多，北约继续轰炸的黎波里。最新的消息，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之后，同意加入北约的军事行动之中。虽然意大利承认了班加西过渡政府，但是一直没有派飞机参加北约的空袭。这并不让人奇怪，贝卢斯科尼被认为是和卡扎菲私交最好的西方领导人，意大利四分之一的进口石油来自利比亚，意大利还是利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和班加西民众聊起来，他们会告诉你，这不是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关系，而是意大利和卡扎菲的关系。虽然战争在进行之中，但是对于利比亚人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要做的，就是喝意大利咖啡，不管是埃斯波苏还是卡布奇诺，就算在长途公路旁的休息站，也会有相当不错的意大利咖啡供应。就在我住的酒店大堂，装咖啡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纸杯，上面写着“咖啡巨头”，嗯，这个名字还挺不错的是吧？咖啡是意大利人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当然，还有一样就是意大利披萨。我们经常去吃饭的意大利餐厅，意大利厨师已经离开了，不过当地的厨师已经充分掌握了炮制披萨的技术。当披萨端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都被它的尺寸震惊了，我们很怀疑我们几个人是不是可以消灭它。环顾四周，三个利比亚年轻女子，她们面前就放着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披萨，而且只剩下了最后一块。1912年到1927年，利比亚被称为意大利北非。1927年到1934年，利比亚领土被分成了东西两块，分别由意大利总督管理。当时，十五万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定居，逐渐的，在利比亚的人口里面占了20%，这也就是为何利比亚人里面，不少人看上去和欧洲人相当接近。利比亚这个名字，是意大利在1934年开始正式使用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人开始反抗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代表人物是奥马尔以及之后的塞德努斯国王一世。在班加西，到处可以看到奥马尔的头像，和王国的旗帜放在一起。在利比亚钱币上，也有奥马尔的头像，即便是卡扎菲，也把奥马尔视为国父。意大利人没有像英国人或者法国人那样，在埃及或者是突尼斯推广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殖民统治显然要粗暴得多，也因为这样，虽然利比亚人讲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意大利词汇，却没有人会说意大利语。1928年到1932年期间，意大利军方屠杀了大批贝都因人，大部分是在集中营里面因为饥饿而死亡。意大利的一名历史学家詹蒂莱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五万。对于这段历史，殖民政府从来都没有掩饰过。2008年，就在班加西，利比亚和意大利签署协议，意大利政府提供五十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2009年，贝卢斯科尼成为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西方领导人。一个月之后，卡扎菲访问意大利，并且作为非盟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大工业国峰会。当然，因为他的出席，引发了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心血来潮，我觉得应该去班加西的意大利大使馆看看。这个使馆和这次利比亚的革命有着太直接的关系。2006年的2月17日，一批民众来到意大利使馆门口抗议，因为一个意大利人身穿被全世界穆斯林视为亵渎真主的丹麦画家的漫画的外套，在班加西招摇而过。一个只有十四岁的男孩爬上使馆大楼的屋顶，要把意大利旗帜拿下，政府军开枪，引发了冲突。总共有十四个平民在这场冲突中死亡。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意大利使馆日”，也叫做“愤怒日”。今年的2月17日，在这个事件发生五周年之后，人们聚集在街头，纪念这些被政府军枪杀的民众。结果，这一天，成为了这场革命的开始。当我来到使馆大楼前的时候，一批当地民众正在粉刷使馆外墙。这些人都是当年那些死者的家属，还有他们的代表律师。在那次冲突之后，这栋楼就被空置到现在，外墙涂满了标语。当然，这肯定是这两个月以来的结果，之前谁也不敢在公共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

20他们很认真地把外墙的标语用粉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涂干净，很快，临街的外墙变得簇新整洁，和周边那些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大楼的楼顶，意大利旗帜在风中飘扬。他们说，现在和意大利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欢迎意大利使馆再回到班加西。这一直是让我觉得这场在中东的革命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反对派们，站在西方阵营，把西方的干预引入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看仔细一些的话，会发现，虽然他们欢迎西方的介入，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协助，但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更加希望的当然是来自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是如果再问他们，到底是应该由阿拉伯国家还是西方来主导，他们当中的意见又相当的分歧。BBC在多哈举行的一场辩论，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班加西过渡政府更希望，阿拉伯联盟能够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埃及、土耳其能够担当起领导的角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参与的意愿。而这正是反对者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能力、实力，特别是它们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少阿拉伯国家本身并不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主导一场民主运动？大家争论的一点是，北约的空袭如果由阿拉伯国家主导，死亡的平民会不会更多？这一点，就连坚持应该由阿拉伯联盟主导的一方也承认，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走在班加西的街头，和一个班加西民众随便聊天，他们也觉得，如果要和卡扎菲的政府军抗衡，北约一定会比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表现得更加有效，可以更好地保护平民。这些日子，当大家谈到利比亚反对派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他们都是西方的代言人。在BBC的那场辩论会上，一个埃及的大学生就认为，这些反对派其实大部分人应该是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当然，他只是猜测，并没有任何证据。班加西开始的革命，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只是为了悼念那些死亡的人，而这些死亡的人，只是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不是针对政府，却招致了杀身之祸。利比亚人抵抗意大利人的统治，源自殖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本地人的强迫移民、饥荒、瘟疫等等种族屠杀行为，是因为压迫而产生的反抗。如果说当年的反殖民抗争有着它的正当性，那么人们这次走上街头，争取的是个人基本权利、更多的言论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好，因为每天凌晨，酒店的窗外总是会传来轮胎刺耳的尖叫声、枪声以及炮弹的声音。我知道有的是因为年轻人精力充沛，他们每天挥舞着代表革命的黑红绿三色旗，高喊着口号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就一定会举起V字型手势，偶尔还会向天开枪，算是庆祝，打个招呼。即便是晚上，他们也会用向天开枪的方式释放压力，也算是为自己加油。而刺耳的轮胎，则是他们另一种娱乐方式，那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为了革命进行街头赛车，毕竟他们年轻。但是，有些枪声，尤其是连续不断的枪声，说明附近正在进行枪战。就算是反对派已经牢牢掌握的班加西，人们还是担心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的卡扎菲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就在城市里面。司机指着路边晒着太阳的几个男子说：“其实，谁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革命委员会的人呢，他们总是深藏不露。”

21在酒店附近的一个高尚住宅区，有一栋被烧焦的房子特别引人注目，每次经过那里，我总会多看几眼。终于忍不住问司机，这是谁的家？司机眼睛看着前方，告诉我，这是革命委员会女人的家。革命委员会（al-lijanal-thawriyah），是卡扎菲无孔不入的安全情报机构里面的一种。这些人对卡扎菲的忠诚在很多人眼里会觉得近似疯狂。就是在80年代，卡扎菲在班加西的大学里面，公开用上吊的方式处决反对他的教授，那个革命委员会的女人，在确认对方已经死亡之后，还上去用手臂扭断死者的脖子。也因为她的忠诚，在她结婚的时候，卡扎菲出席了她的婚礼。看着那栋被烧焦的房子，我的脑中产生太多的问题：被压迫了太久的人们，当他们拿起武器进行革命的时候，又有谁来保证不会出现滥用私刑的事情？谁来保障效忠卡扎菲的人们的权利？难道这种对立，只有武力才能够解决？社会如何和解？如何不再自己人伤害自己人呢？

22Day7．办报纸的年轻人约好了采访几个年轻人，他们自己做了一份报纸。在利比亚，一直以来只有国营媒体：一家国营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包括一个体育频道、三份报纸。和当地人说起这些电视频道，他们说，只要卡扎菲出来讲话，所有频道节目都会暂停，播放同样的画面，即便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当地人说，多亏有了卫星电视。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曾经搞过一个电视台。在英国接受教育的他，被视为头脑开放的改革派。不过很可惜，尽管他是卡扎菲的儿子，这家电视台并没有生存太长的时间。他办的两家报纸到是生存下来了，只是和国营报纸并没有分别，当然，这也是这两份报纸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现在，在班加西，街头报贩在车流之间穿梭卖报，数一下，至少有四份报纸，这还没有算各种各样的周刊、周报。城市还没有恢复正常，媒体忽然变得活跃起来，说不定会是最先复活和发展的一个行业。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2002年底去阿富汗，喀布尔已经有了几家电台，女性也开始在电视台出现，这在2001年11月之前属于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在巴格达，也就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街头出现了只有一版的报纸，在茶馆，人们一边喝着阿拉伯红茶，一边饥渴地读着这些印刷粗糙的报纸，这成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主要途径。遇到这些年轻人是一个偶然。我们在酒店吃晚饭，两个年轻人走过来，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我们是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调查，能否花你们几分钟时间？”他们的英文没有口音，长着一张轮廓清晰俊俏的脸，更接近白种人的样子。经过了欧洲殖民统治的利比亚，这样的人很多，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就有个外号叫做“欧洲人”。我的两个男性同事，事后都不断地赞叹他们的帅气。“你到我们的国家，最有兴趣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其中一个男孩拿着笔，准备记录我们的答案。“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是记者，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他们的问题让我很为难，问题过于宽泛，似乎更应该问游客，不过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刻，不会有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男孩听到我的答案，显得颇为失望，但还是继续尝试。“我们是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记录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很难告诉你，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从工作的层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至于私人层面，我们还在了解这个地方。”

23他们的问题，让我不自觉地开始用老师上课的口气。他们让我想到自己在浸会大学教的那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提问就是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当然，这源自于一种相当接近的思维方式。两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他们的调查。很快我们的身份开始掉转，我变成了提问者，因为我对他们充满了兴趣，两个利比亚大学生，能够讲流利的英文，自己在办报纸，这和我自己对利比亚年轻人的想象有太大的距离。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政府大楼里面，左拐右拐，推开门，宽敞的大厅分隔成了好几个办公区域，从这些办公区域的布置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媒体，有报纸、杂志，还有电台。每个办公区域都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和街头那些拿着枪、挥舞着三色革命旗帜的年轻人比较，他们显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身上的穿着显示出家境都很不错。那两个年轻人还没有出现，我就被他们办公区域旁边的一群年轻女孩吸引住了。她们正围着电脑在讨论着什么。她们办公区域的标志是英文的，是一份周报，名字非常有意思“BerenicePost”。Berenice是古代希腊语，意思是“胜利者”，是希腊人给班加西起的名字，而在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发音为班加西起名“Berenice”。在讨论了一阵之后，她们推举了其中的一个女孩接受访问。她只有17岁，是一名高中学生，不过不要小看她，她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之一。这份报纸售价五毛第纳尔，相当于三元人民币。由十四个从十七岁到23岁的女孩子经办，从封面设计、到排版、社论，阿拉伯、英文双语，每期印刷两千多份。篇幅不多，只有三页六版，而且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宣传刊物更加适合一些。至于经费，刚开始是这些女孩子的家人拿钱出来资助她们，在第一期出刊之后，她们已经得到了一家银行、一家私人企业的资助，至于这个办公地点，则是过渡政府下面的青年委员会专门为年轻人提供的地方。女孩子说，希望我用她在网络上的ID、ATEM。她化了淡妆，皮肤白皙。她在其中一期的报纸上，写了这样的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叫做《你们这些利比亚的女孩》。在这篇文章里面，她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是怎样的样子，因为她发现，原来很多外国人眼中的利比亚女孩的印象让她觉得好笑，和她自己所认知的利比亚女孩有如此巨大的分别：所以我决定让全世界来看一眼我的生活，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的生活。其实我和你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开心，我喜欢音乐、艺术、电影，我的房间里面贴满了我喜欢的乐队、球星的海报。我们和所有十七岁的女孩一样，不能没有手机，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却会努力取得好成绩，好让父母满意。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上面，我们喜欢摄影、旅行，喜欢发掘新的事物，喜欢遇见陌生人，喜欢去有趣的地方。所以你和我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变得隔阂的，是我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表达我的思想，向世界展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利比亚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被我们所谓的领袖向全世界代表了我们，让全世界以为我们是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头脑简单的人，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24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我们，正是我们这次革命的许多理由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由地表达，表达我真实的想法，不是别人要求我说的东西。这是第一次我没有了恐惧，我终于拥有了言论自由。天哪，我好喜欢这样！我也好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美丽和聪慧，他们应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外界了解他们。在这层楼里面，太多漂亮聪明的男孩女孩，充满了生气。想象一下就在两个多月前，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用这样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甚至不能够拥有现在这样的表情，因为随时会因为一些无意之中的表达为自己招来麻烦。因为下午约了过渡政府副主席做专访，需要一个能够准确地把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人，我打电话给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希望他能够帮忙。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结果他一口答应了，很准时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这些记者的到来，自然是做生意的好机会，于是，酒店大堂里面充斥了自荐当司机和翻译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会主动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志愿者，他们愿意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访问结束，我们聊起局势。我很好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到底希望西方国家在他的国家正在面临的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取得自由，我不关心到底是西方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但是，必须承认一点，当美国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军人，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提供武器。卡扎菲是不可能自己下台的，我们需要武器把他赶下台。”他的观点和他的同伴并不相同。就在上午，当他的同伴终于在办公区出现之后，我们没有聊关于他们这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更有兴趣知道，这些年轻人对于这个国家目前的处境的看法，尤其是这些具有语言能力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轻人。“你提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这是一个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矛盾的问题。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当然希望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有足够的人，有信心可以自己来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你也知道，会有更多的平民死亡，看看米苏拉塔。如果真的要派出地面部队，我不希望看到西方国家的军人，我希望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帽子们。”就在今天，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到了的黎波里，准备对从冲突开始到现在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他们在去的黎波里前，在班加西已经展开了工作，这让大家放心了不少。谁都知道，如果调查只是在的黎波里进行的话，真相到底可以获取多少，真相是否具备可信的来源，都是让人担心的问题。在班加西的街头，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被放在了三色革命旗帜中间。2月19日，这个年轻人在政府军连续第三天向示威民众开枪之后，他在车上放上了煤气罐，开车撞向了军火库的大门。这个班加西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利比亚国营电视台的报道中，自然是一名恐怖分子。

25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受害者、革命者的定义截然不同。而在利比亚，让人觉得无奈的是，对立的双方是自己的同胞。当平民拿起了武器之后，滥杀无辜平民的定义如何界定？伦理道德，在冲突面前，变得不再黑白分明。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对者面临的是来自政府的惩罚，而在班加西，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卡扎菲，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这同样不被容忍。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多元的表达，即便被公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不违反法律，那么为何没有存在的空间？支持卡扎菲，只要不涉及暴力，无论如何都只是人们自我的选择。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候，这是不被允许存在的选择。入夜的班加西，酒店外又响起了枪声。这已经成为班加西夜晚的常态。或许有一天的晚上，安静得听不到枪声，会让人觉得不习惯。局势似乎并不是看上去那样平静。米苏拉塔的战事越来越激烈，政府军开始轰炸港口，这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是救援物资和难民伤者离开的唯一通道。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边境，发现有卡扎菲的雇佣兵进入利比亚境内，他们的目标正是班加西、图布鲁克这些被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城市。

26Day8．点燃利比亚风暴的人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里面，等一个名叫法思特比尔的律师。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天这样坐着等他了。对于我来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见到他，一定要访问到他，因为这一次从班加西开始的利比亚革命，可以说，他正是那根导火线，有人把他称为蝴蝶，一个煽动了这场利比亚风暴的蝴蝶。今年39岁的法思是一名律师，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他准备组织一场在2月17日进行的示威，纪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意大利使馆门口参加“愤怒日”游行，被政府军枪杀的十四个民众。在他被关入监狱之后，一批妇女率先走上了街头，她们都是1996年的黎波里阿布萨利姆监狱死难者的亲人。用西方人权组织的话来说，这个监狱“臭名昭著”。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卡扎菲把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警察和内政部的安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反对派人士，当然，里面有很多都是无辜者，他们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只是说了一些无心的话，而被身边的人告密。1996年6月29日，1200多名政治犯因为抗议监狱中的不人道待遇而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送到了的黎波里郊外集体埋葬。死难者大部分来自班加西。2004年，卡扎菲自己承认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犯人家属有权知道有关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显然这是他向国际社会塑造自己开明形象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死者的家属从来不敢探问自己亲人为何死去，随着利比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松动，一些死难者家属开始冒着风险抗议，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弄清楚亲人的尸体到底埋在了哪里，明确这次屠杀的责任人，要求相应的赔偿。法思的三名亲人，一个哥哥、一个堂兄、一名姐夫就在那1200多名死者当中。他是受害者家属组织“阿布萨利姆家属”的发言人。从2004年开始，他每个星期都会到法院门口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坐了七次牢，遭到拷打。但是，从2007年开始，愿意和他一起站出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这些死者的家属就会拿着家人的照片，到高等法院门口静坐，她们要讨一个说法，她们都是死者的母亲、妻子或者姐妹。多年来，利比亚政府一直否认曾经在监狱里面发生过屠杀事件，家人从1996年之后，一直给监狱里面的亲人送食物和衣物，直到2000年，14年之后，才被告知，原来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死因。2008年12月，在班加西的法庭裁决下，利比亚政府开始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死难证明，但是没有提到他们如何死亡。当局也愿意作出赔偿，条件是这些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利比亚政府的责任。班加西的大部分家属回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政府查明真相。这一次，也就是2月15

27日，当这些家属知道法思被关进了监狱之后，马上走上了街头。因为这样，第二天，法思被释放出来。当人们看到有民众带头走上街头之后，不再害怕的人越来越多。2月17号，人们参加“愤怒日”的纪念游行。但是，游行的队伍里面很快出现了很多戴着黄色帽子、拿着剑和石头的人，他们攻击示威者，这些人包括了卡扎菲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被政府雇用的人。于是冲突开始，政府军开枪。2月17日被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期，在班加西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这个写着这个日期的旗帜和标语。法思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代表班加西。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要采访他的原因，吸引我的，是好奇，他看上去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律师，一个在这个社会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人，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需要付出代价的道路？他很忙，打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确定了今天的采访时间。不过，坐在酒店大堂，我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就在两天前，我们已经约定了在另外一家酒店楼下的咖啡厅见面，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他出现。他的助手在电话里面表示歉意，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约定第二天。当然，第二天他依然没有出现，于是对于这个“明天先生”最终到底会不会出现，我一点也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不管等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两个人走进了酒店大堂，年轻一些的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另外一个稍微年长的戴着墨镜，拿着一个公式包。年长的人除下墨镜，径直向我走来，认出他的声音，是一直和我在电话中联系的他的助手。只是，虽然和年轻一点的那个人握了手，我依然无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访问的人，因为也就是一转头的时间，他和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比他们早两分钟进入酒店大堂的人聊了起来。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法思，因为说实话，两个人都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穿西装的过于斯文，感受不到一点点街头运动者的气质，穿格子衬衣的这个，又找不到一点点专业人士的感觉，过于草根，就好像香港那些专门喜欢在立法会扔香蕉吵架的立法会议员。问他的助手，终于确定，原来就是那个穿格子衬衣的人。说实话，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点魂不守舍。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他很忙，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睡觉，但是听他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他不会说英文，这并不奇怪，卡扎菲在自己的驻地1986年被美国轰炸之后，不再在学校里面教英文，直到1997年才恢复。算一下法思的年纪，正好是他读中学以及大学的时候，所以这批年纪的人，除非到国外学习或者工作过，不然一点英文都不会。不过想到他曾经被捕八次的经历，想象一下他在监狱中曾经遭到过的拷打，很快我明白了他现在的这种状态的缘由。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心智和体力上都是。我们终于在一间酒店房间里面坐下，这是过渡政府在这家记者聚集的酒店专门为记者做专访而安排的房间。翻译不是他的助手，而是过渡政府的一名新闻官亲自出马，当然，看得出来，他们的私交非常的好。

28访问还没有开始，他先通过助手问我，中国人对于这次利比亚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中国人是否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他，如果只看中国官方报道，那么对于利比亚的这场变革知道得不会太多，人们只是知道反对派上街，然后打仗了，但是为什么上街，民众为何有这样的诉求，却没有太多的渠道知道。也因为这样，我希望能够把他的故事报道出来，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从他的身上，可以快速地让中国观众看到，一个普通的利比亚人是如何顽强地争取着自己的权利，如何顽强地找寻着一种公平。法思很谦虚，他说，其实这次的变革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利比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人们不再单独依赖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次，卡扎菲为了和西方靠拢，至少在公关形象上营造自己开明的形象，确实在管制上宽松了一些。而最后，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敢于站出来，即便站出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但是，利比亚人没有经验。2006年2月17日的愤怒日，在政府开枪之后，示威人群控制了班加西整整五天，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这次，因为有突尼斯和埃及，让他们有了可以操作的一种路径，于是最终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而所有的这些，是因为利比亚人有这样的诉求。应该说，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没有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民众，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并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就好像突尼斯那个自焚的小贩，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已经积累了怨气，人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站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之后的变革。埃及也是一样，人民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所有的街头抗争，最终就会像利比亚在2006年那次那样，最终无疾而终，人们又重新归于沉默。当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淀和积累，随着临界点越来越低，一个小小的随机时间就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和那些政客不同，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一种理念，不会进行计算。当然，这样的人通常结局比不上那些精于计算的职业政客，因为他们懂得包装，懂得如何经营，而当革命进行之后，一个新的政府的运作，当然需要有更多技术方面的考虑，这也就为技术官僚、职业政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先驱者，真正走上街头的人，往往会慢慢地在新的体制里面被淡化，或者被高高挂起，很多时候还因为他们的能力在新的框架里面忽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外形气质和这个新的框架显得格格不入。就好像现在的过渡政府，虽然他们这些本土人物承担着一定的职务，忙碌地做着很多事情，但是更多时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的政治人物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他们的人脉、视野决定了他们占据优势，也提供了新政府所需要的东西。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因为从他们一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计较过得失。就好像法思在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他现在最想的，其实是能够停下来，可以谈谈恋爱，可以做一个不需要承担太多公共事务责任的人。我没有好意思问他个人问题，毕竟通过翻译进行的采访，一直在谈论民主自由如此高深严肃的问题，忽然插入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些突兀。对于法思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观众可以分享他的经历，知道他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中文名字写下来，他尝试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的样子，让我看到一个很想谈恋爱的男孩站在了我的面前。晚上，去了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高等法院的大门外，这一千二百多名死者的照片还挂在那里，还有很多新增加的照片，那是在今年二月份的示威中死去的人。照片的尺寸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所有人的脸都是那样的年轻。

29大门外是孩子们以及女性聚集的地方，这块空地被塑料围板围了起来。一个记者正在为一群孩子摆拍照片，孩子们拿着三色革命旗，对着镜头，高喊着口号。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在空地里面跑来跑去，你追我赶，男孩子还会拿着玩具枪对着女孩子装腔作势一番，和那些喊着口号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当然，我更喜欢孩子们这个样子，大人们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一个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下生活？如果他们过早地介入了政治，我总是担心，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儿时的阴影：口号，枪声，死亡，所有的这些。男性在广场的另外一边，太阳落山，他们要进行一天最后一次的祈祷。不过这样的宗教仪式，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没有那样严格的遵守，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闲逛，或者就是三五成群的站在那里。之前采访过的那些自己办报纸的男孩来到广场卖他们最新一期的周报。拿着高音喇叭，捧着报纸，在那里转来转去十多分钟，其中一个男孩子才鼓起勇气开始叫卖。看着他们向经过的人群挥动着手中的报纸，觉得年轻真好，因为到了自己现在这样的年龄，要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做，还真的很难说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每天晚饭之后，人们就会来到这个广场，两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乐此不彼，享受着这个过去四十二年来从来没有有过的感觉。高音喇叭里面，一名男子正在控诉政府军如何对待示威民众，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听众，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声地表达。就好像萨达姆倒台之后，巴格达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到处都是高声演讲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被压抑得太久。高等法院的旁边就是内政部，这座大楼现在变成了媒体中心。大楼前面的空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摊档，售卖小商品。这在过去同样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现在，一个自发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广场上展现出来。一个看上去和我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跑过来用英文问我：“你是记者吗？”我点头。“你看，这是多么美妙啊。”说完，她带着她灿烂的笑脸，跑回了自己的小伙伴那里。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不需要上学那样美妙，还有大人们的快乐，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和之前不一样了。

30Day9．班加西的中国项目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班加西的整个上午，推开酒店的窗户，走到露台，眼前的高架桥上，看不到一辆车的影子。阳光从露天射入到房间，让人无法相信，这个地方依然面临着一种不确定，面临着战乱。此时此刻，伦敦是另外一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等待在白金汉宫，以及西敏寺的周边，一场世纪婚礼马上就要开始。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语电视台、CNN、BBC，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场婚礼，似乎整个世界只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发生。“这是两个世界，他们住在宫殿城堡里面，我们阿拉伯人却正在死亡。”来接我们的翻译，虽然对这场婚礼充满了兴趣，但是关上电视机，依然要面对的，还是所处的现实，他的这个国家。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班加西市中心十多公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六万多套公寓房正在兴建当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地里面两块红色的横幅，写着“春节快乐”。这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在当地承建的政府福利房项目，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地盘的旁边，还有三个不同的建筑工地，分别由中国和当地的建筑公司承建。我们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个圈，翻译指着那些进行到一半，静止在那里的一栋栋建筑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两所医院、学校、幼儿园，还有商店，这里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在利比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相当相似，找工作，买房子，然后才能够成家立业。但是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政府里面有熟人或者关系，那么即便没有学历，也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虽然大学的学费非常低廉。就算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只有二百到五百第纳尔之间，按照现在的汇率，也就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到四千元人民币之间，而如果要在班加西这样的城市拥有一套住宅，一般需要十万第纳尔，也就是说，想要依靠工资来置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算是租一套住宅，像样一些的，需要三百到五百第纳尔一个月。也因为这样，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只能够住在货柜箱里面。房屋价格高昂，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并没有任何投入在住房上面，富有的人可以自己买地造房子，但是一般收入的民众只能够依赖家中的老人。对于大家庭来说，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就会成为问题。政府也有福利房屋，但是申请等候的时间很长。翻译说，他的表弟申请了七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过现在看到了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卡扎菲倒台，这些房屋项目能够重新启动，那么有需要的民众就能够受惠，包括他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有八百第纳尔，但是依然负担不起买房。

31这批如此大规模的福利房屋，大部分已经封顶，按照中国公司的建筑速度，一年的时间应该可以完工。但是，这些来得太迟。当利比亚政府意识到国富民穷导致民众的不满而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民众已经失去了耐心，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卡扎菲的最后的信任。毕竟，四十二年来，他们虽然看到了政府确实在进行经济改革，但结果并没有让大部分民众受惠，而更重要的，制度不变，人们无法享有基本的尊严。在这个项目的旁边，就是利比亚最著名的大学，尤里尼斯大学。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和卡扎菲的蜜月期并不长，只有差不多五年。当卡扎菲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时候，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在大学里面，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实践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所推广的直接民主。但是很快，一切改变了，用当地人的话说，进入了黑暗时代。1977年，卡扎菲在这所大学里面，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意见。之后，卡扎菲通过电视，公开处决八名不同政见者。从此，在大学里面，掌控大学的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虽然局势还没有明朗，但是班加西的民众，准确一点来说，东部的民众，已经开始计划将来，而这些进行到一半的项目，就是过渡委员会准备要继续下去的事情。不过，冲突开始，中国工人、埃及工人、孟加拉国和印度劳工全部离开了这个国家，即便有足够的资金，这些项目也缺乏足够的劳工。利比亚人并不喜欢做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充当工程师、司机，就连当地餐厅和酒店的服务生也大部分来自于埃及。因为这样，我们住的酒店，要隔一个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卫生，她们还不是这家酒店的员工，而是充当志愿者的当地妇女。在我们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服务生是一个埃及人，在冲突开始之后，他选择留了下来，但是困扰他的是，没有办法和埃及的家人联系，当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我们借用卫星电话的时候，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和家人通话。过渡政府的官员对中国充满了期待，因为在安排了副主席的专访之后，他们又主动推出一名过渡政府的成员，他英文流利，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相当熟悉。苏莱曼原本是当地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板，现在他是过渡政府米苏拉塔代表，加上他流利的英文，他也负责参与过渡政府的国际事务。他说，去年他去过北京，那是一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特别提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当我告诉他，大使目前人还在的黎波里的时候，他关切地询问对方是否安好。“卡扎菲已经完蛋了。”这是每个官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肯定的一句话，“中国和利比亚的关系良好，但是应该是和利比亚人民，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利比亚这个国家和人民始终在这里。我们看中的是那些从开头就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尊重和中国的合约，我们会履行这些合约，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政府能够关心利比亚的未来。”和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过渡政府。在利比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显得相当暧昧，虽然派出了无人驾驶飞机参与北约的行动，但是和过渡政府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美国政府的疑虑，或许是因为担心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基地组织的人，这也是美国媒体在一开始报道反对派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事情。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即便是美国媒体，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AnnMarlowe

32在班加西呆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利比亚人民准备好了吗？》。在文章里面，她把反对派管理下的班加西和阿富汗进行了比较。在她看来，美国媒体只使用那些看上去激动粗野的反对派武装的照片，会让美国民众造成错觉，而事实上，反对派的领袖都受过良好教育，英文流利，是有着国际视野以及中产外表的人，他们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而这里的民众建设公民社会的努力，也让人充满信心。这也是我这些日子的印象。在这个地方，即便是过渡政府的成员，感受不到所谓的等级，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除了卡扎菲和他的家族，谁也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利，反而让其他人能够处在一个相同的地位上。而年轻人、妇女、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以及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或许卡扎菲还能坚持很久，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在班加西的街头，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一个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但是依然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出现东西分治的现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当地有利益的政府或者外国公司，都需要考虑如何和过渡政府打交道。因为东部是不可能重新回到卡扎菲的统治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革命，反对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民众更是不会答应，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他们的将来就是面临卡扎菲的报复，虽然这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象，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是怎样。或许中国商人会比政府有更大的灵活性。想起2001年的阿富汗，在中国使馆还没有重开的时候，一个来自温州的商人已经来到了喀布尔，开起了当地第一家中国餐厅。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他的餐厅已经在当地非常有名气，联合国的雇员、各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外国记者，甚至是阿富汗当地富裕一些的人们，都会选择到他这里用餐，尽管这家餐厅的价格在我看来贵得离谱，三个炒菜就要花六十美元。但是这里有地道的中国菜，有穿着裙子的中国女服务员，还有在其他餐厅找不到的各种酒。当然，老板并不是依靠这家餐厅赚钱，他做生意，各种生意，从中国的日用品到建筑材料，因为重建中的阿富汗充满了商机。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巴格达，也是温州人，不过他们的运气没有喀布尔的同乡那样好，无休止的街头炸弹，终于有一天在他们的餐馆旁边爆炸。但是利比亚毕竟不是巴格达，这个来自于内部的变革，让这个地方有着和阿富汗、伊拉克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未来。我甚至在想，如果谁率先来到班加西开一家中国餐馆，生意一定不错，因为至少在班加西，没有中国餐厅，更不要说中国城，这和其他的中东非洲国家相当不同。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是各大建筑公司的工人，他们吃住在宿舍里面，和外界没有太多的接触，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也就是当这些中国工人外出买东西，或者是建筑工地上的那些中国字。在酒店的大堂遇到老贾，他是一个利比亚商人，在北京呆了十年，他说这是中国人称呼他的方式，我们不妨继续沿用。为了证明他确实居住在北京，他在我们面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对方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声音，听到我的中文，她热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找老贾，他一定会帮忙。我很好奇，他的手机为何能够打长途电话，因为这里的本地电话，都没有打长途出去或者接听长途的功能。他神秘地一笑：“我这是特殊手机。”后来我才知道，电信公司为那些重要人物保持了长途通话功能，也就是说，老贾属于重要人物之一。

33老贾在四个月前回到了利比亚，算了一下，那时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刚刚开始。虽然他是一个生意人，但是这让我猜测，他是不是这场利比亚风暴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很关心中国，他着急的是，如果中国再不向过渡政府表态，未来当卡扎菲下台之后，会失去利比亚人对中国的信任，那么到时候，中国在这个国家的那些经济利益一定会受到影响。当然，他的焦虑的前提，是他相信，他们这一方一定会胜利。老贾说，要等到卡扎菲下台才会回到中国，这也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每次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如果这要等很久呢？”当然，对方一定不认同我的假设，在他们看来，会很快，而对我来说，我都开始被现在的胶着搞得有些焦虑，毕竟，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没有他们的那种耐心，他们等了四十二年，现在，即便多等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于他们来说，算不上太长。

34Day10．卡扎菲和他的绿宝书第十天了，同事同时不舒服，仔细想了一下，一定是昨天晚上吃的黎巴嫩烤鸡三文治，因为在柜台那里，我看着店员用手抓住面包，把刚刚烤出来的鸡肉串放在上面。而面包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面包上面的芝士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这已经不是同事们第一次拉肚子了，上次在超级市场买了一罐鸡肉午餐肉罐头，吃下去没有几个小时，马上见效。罐头上面没有生产和失效日期，提醒他们，所有没有日期的东西都不要碰，不过街头的快餐店，那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还好大家带齐了基本药品，治感冒的、腹泻的、发烧的，以备不时之需。今天利比亚的新闻又上了BBC国际新闻的头条，这是因为昨天半夜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露面，发表了八十分钟的讲话。他已经没有在电视上露面好多天了，上个星期，当北约的飞机炸中了他的办公大楼之后，他没有马上露面，而是在国际媒体开始猜测他有没有被击中之后，让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他接见部落代表的画面。看过很多卡扎菲在电视上讲话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不管是他的神情、身体语言还是语调，都是第一次，他显得疲惫而苍老。算一下，二十八岁开始执政至今四十二年，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了。他提出停火协议，给反对派三天的时间。但是谁都知道，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北约，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只要他的军队不停止开火。和班加西人聊起卡扎菲，他们总是会用手指指脑袋，意思他是一个疯子，也因为这样，疯子的话，是不可能相信，也不需要相信的。这些日子，我总是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军攻击平民，那么未来会不会造成东部人仇视西部人？他们总是会摆手纠正我：“不管年龄和性别，我们都是利比亚人，都是卡扎菲的错，而且很多打我们的，是雇佣兵。”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最让人担心的当然是消除仇恨，如何融合的问题。虽然大家把帐都算到了卡扎菲的头上，但是未来的清算肯定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卡扎菲政府的成员，他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过渡政府的官员说，只要是手上沾了鲜血的，过渡政府不会欢迎这些人。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体制的政府之下，手上的鲜血，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负责？在一名大学教授的家里面，终于看到了听说了很久的中文版的绿皮书。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经买过英文和阿拉伯语的，查找资料，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中文版本。这名教授家中的收藏很多，日语的、俄语的、法语的，还有我认不出文字的版本。当年卡扎菲花了大量的金钱，把他的绿皮书翻译成世界各地的文字。但是，如果问利比亚人，卡扎菲的绿皮书到底想说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摆摆手，不知道如何回答，尽管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类似于中国过去政治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司机只是记得，中心思想应该是“三个思想”。

35卡扎菲分别在1975年、1976年和197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绿皮书，不过我看到的，还有我自己买的，都是之后的综合版。绿皮书并不厚，曾经有西方学者想要研究，从里面找出卡扎菲的治国策略或者是政治理念，但是这些学者和利比亚的大部分民众一样，都看得一头雾水。卡扎菲的偶像是已故埃及总统纳塞尔。也正是效仿纳塞尔自由军官行动，他通过同样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的王朝统治。也因为这样，在他70年代的演讲里面，他花了大篇幅阐述关于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的演讲对于当时处于实际分裂状态的利比亚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纳塞尔德执政，使得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主流。利比亚的全称叫做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GreatSocialistPeople'sLibyanArabJamahiriya），其中，Jamahiriya这个词语，正是卡扎菲自己创造的，因为这符合他所强调的“直接民主”。收录在绿皮书里面关于民主的论述中提到：“议会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人民的缺席，可真正的民主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来代理。议会成为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法理障碍，它剥夺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并且为自己所用……”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把自己称为上校，这也是外界到现在为止对他的称呼。他坚持自己在利比亚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职务，因为在1977年他就已经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他早就下台了。当然，现在的他不再这样认为。在昨天晚上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他反问北约，反问反对派，让一个管理这个国家四十二年的人下台，有没有搞错。从70年代后期开始，自从他公开绞死两名大学学生，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这种表述，认定他是掌控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也开始站在他的对立面。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当年就是和他一起参与军事政变的自由军官一分子，但是从90年代开始，却坐了十五年的牢。而这样的曾经的战友、之后的敌人，有很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勤奋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仅仅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勤奋就去占有其他人的那份财富，然而他们确实是从自身优势中受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残疾或者得了精神病，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享受不到跟健康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交通工具（车）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都是必要的。你的交通工具不应该由别人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威，可以为了转手出租而拥有私人交通工具，因为这占有了其他人的需求。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开发土地，通过劳动、耕作或者是放牧，从中得到好处。这些都是卡扎菲关于平等的论述，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关于“人人应该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别人”的论述，显示出一种和马克思理论很接近的东西。但是，现实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和他的家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并不算富有，即便人均收入在非洲算是第一位。城市基础建设非常糟糕，班加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公共医疗，去过班加西最大的医院，不管是大楼还是病房，和2003

36年巴格达的那些医院差不多。但是巴格达那个时候一直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公共设施缺乏投入，只能够维持80年代的水平，这可以让人理解。2004年，联合国就取消了对利比亚的制裁，这个国家开始了经济改革。这些年来，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缺乏财政投入。至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平等，至少卡扎菲的家族处于一个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优越的位置。在他的家族所在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把不听话的人投入监狱。卡扎菲在不同的城市为自己建造宫殿一样的住宅，这些住宅都有完善的地下防空通道，尽管他可能一年或者两年才到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卡扎菲认为，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主宰体育运动，而让其他人买票入场观看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这个表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平等概念，人民应该平等参与所有形式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对西方社会的微妙的挑战；另外一种解读则认为，这显示了卡扎菲强烈的嫉妒心，因为在利比亚没有名流，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或者运动员，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卡扎菲的身上，他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而事实是，当利比亚国家队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在利比亚，主持人是不可以朗读利比亚参赛队员的名单的。强调平等的卡扎菲，个人却霸占了人们的视线空间，在的黎波里，到处都是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就算是在酒店里面，也到处挂着他不同年纪的照片。班加西原本也是这样，只不过在冲突发生之后，反对派民众把他的这些痕迹从这个城市清除得一干二净，新增添的，则是讽刺“卷发大叔”的各种涂鸦作品。把自己的画像还有塑像放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国家已经不多了，朝鲜、土库曼斯坦、曾经的伊拉克，还有就是利比亚。在古巴，虽然到处都有巨幅画像，但并不是卡斯特罗自己，而是南美人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就算是在委内瑞拉，强势的查维斯也没有敢把自己的样子放在公共场所，能够享有民众瞻仰参观待遇的，是玻利维亚反殖民的英雄玻利瓦尔。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他说：“个人拥有的报纸仅仅表达他个人的看法。任何声称报纸代表公共舆论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利比亚自身的媒体业非常封闭，没有太多另类的选择，但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利比亚人开始通过阿拉伯电视节目来获取资讯，尤其是过去十年，正好也是半岛电视台快速发展的十年。利比亚政府并没有限制民众购买卫星天线，虽然需要经过审批这一个程序，这一点显得政府还算是比较的宽松。卫星天线的价格从三百第纳尔开始，这使得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一旦有了另类选择，国营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淡化，当卡扎菲通过所有的国有电视台频道发表讲话的时候，很多利比亚人可以选择收看卫星电视台的其他阿拉伯语节目，从新闻到综艺。年轻人流利的英文，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卫星电视的影响，就好像当年靠美国之音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这些年轻人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英文频道，快速地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唱RAP，则要等到反对派控制了班加西之后。

37卡扎菲的讲话整整一天，在不同的频道里面不断地播放。正如反对派所说，他自己错过了妥协的时机。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最后放手一搏，三天之后，或许就是明天，他会动用手头所有的武器向米苏拉塔开火。这个时候，局势会怎样，他还能坚持多久，反对派显然有些被动，因为他们缺乏武器，没有进攻的能力，于是最终还是要看北约空袭行动的强度和密度。“应该快了。”司机哈迈德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卡扎菲这个样子。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表情，那样的忧心忡忡。”

38Day11．战争中的媒体约好了司机一大早出发，但是第一次，轮到我迟到了，也因为这样，被司机笑话了一下。在中东、非洲，人们的不守时是出了名的，不过在我的严格要求下，两名司机已经从一开始每次都要等上至少半小时，变成了现在几乎分毫不差。迟到是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半夜一点多，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这很正常，因为每天都有精力过于充沛的年轻人向天开枪发泄。但是这次的枪声不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而且不单单是单发子弹，还有机关枪的连续发射，偶尔还夹杂着类似于炸弹的爆炸声。窗外的高速公路上，经过的车辆不停地按着喇叭，楼下也传来人群嘈杂的叫声，但是探出头去，似乎一切又和平时的夜晚一样正常。于是，打开电视，BBC和CNN正在播报突发新闻，原来北约刚刚向的黎波里投放了三枚炸弹，根据利比亚政府向记者表示，炸死了卡扎菲的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孙子。这不是卡扎菲最出名的二儿子赛义夫，而是他的另外一个29岁的儿子赛义夫，和他的哥哥相比，他非常的低调，一直在德国学习。利比亚政府在记者会上告诉在的黎波里的记者，当时他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不过他的父母，卡扎菲夫妇安然无恙。和每次北约轰炸的黎波里之后一样，记者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被带到现场，然后就会有一场记者会，不过这次，两个小时之后才出发。BBC的记者不断的在报道中强调，没有在现场看到尸体，但是似乎有人在场的痕迹，因为电视机是开着的，桌子上有一个切开的苹果。不过，他很怀疑，根据现场看到的这栋房子被炸毁的程度，任何在里面的人能够没有伤到一丝一毫，让人难以想象。到了早上，北约有了回应，针对被指轰炸是针对卡扎菲和他的家人，北约说，轰炸只是为了切断卡扎菲的军事指挥通讯系统，并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不过，不管是北约还是卡扎菲都知道，这些军事指挥地点有着双重身份，除了是卡扎菲和他的政府主要成员的指挥中心，也是他和他的家人很多时候居住的地方。也因为这样，让事情变得相当复杂，甚至有点阴谋论。和兴奋的班加西民众不同，过渡政府相当审慎，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这四名死者到底是不是利比亚政府所说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卡扎菲政府利用宣传手段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对北约空袭行动制造压力。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北约空袭行动的合法和合理性在于，米苏拉塔的平民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抵达班加西的那天，正好两名在米苏拉塔遇难的记者的尸体也抵达了班加西。在班加西的同行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没有镜头，没有采访，只是为了表达对同行的一种敬意。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样：《为了争相而死的两名记者》。

39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因为工作而失去生命的记者。每年，都会有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亡，因为战乱，因为迫害，因为意外。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分子，大家已经将死亡计算在自己的职业风险里面，因此，大家谈起他们的时候，至少在外人看来，显得相当的平静。大家更关心，他们到底是被政府军的炸弹击中，还是其他。和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另外一名受伤的摄影师说，他可以证明，击中他们的武器，只有政府军手上才有。当然，利比亚政府有自己的说法。发言人穆萨认为，既然是战争，那么哪一边都可能出现死亡。他说的是事实，在战场上，炮弹打向的不仅仅是敌人，也可能会落在平民，或者是记者的身上，只要你身处战场的范围内。米苏拉塔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因此，身处这个地方的人，谁都有可能成为目标。在班加西的医院采访一个来自米苏拉塔的伤者，他的腿被喀秋莎导弹的碎片击中，他说，他当时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已。北约空袭行动的重要依据，就是卡扎菲的政府军攻击平民，因此在米苏拉塔的记者，成为独立和重要的见证者。当政府军宣布将会停火48小时之后，虽然反对派表示政府军依然在向民居开火，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第三方核实，那也只不过是反对派的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有了记者从前线拍摄回来的画面，不需要提供观点，观众自然可以通过镜头来自己进行判断。同样，在北约炸中了卡扎菲的办公大楼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马上播出了被炸后的废墟，以及在被送往医院的伤者，还有死亡的人数。不过由于在的黎波里，记者没有办法进行独立采访，即便是准确的事实，也会被加上“官方媒体”这样的前缀，至于是否相信，同样是交给了观众自己去做判断。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冲突，通过媒体将一幅幅复杂的画面展现给大家。也因为这样，不管是利比亚政府还是反对派，都对媒体相当重视，但是采取的方式很不相同。在的黎波里，被邀请的记者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当中，除了安排的采访，平时不可以擅自外出。而在班加西，记者则要自由得多。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禁止记者进入前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真的在打仗，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保护记者。不过，反对派似乎更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武装人员并不是正规的军人，他们不少是接受了一点点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年轻学生。于是，不管是抢战之中或者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总是喜欢用手里面的手机拍些什么。不少战斗现场的画面，正是来自于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于镜头相当敏感，而且两个多月下来，他们已经懂得如何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来配合镜头。这让前线增添了一些轻松的成分。只是，战场就是战场，子弹真的是不长眼睛的。而今天外出，正是和手机拍摄的一段画面有关。在距离班加西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迈尔季，我们看到了阿罕默德的两个哥哥。很显然他们是一个中产家庭，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他们有一栋独立的房子，门前的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玫瑰花绽开在那里。走进会客室，迎面就是他们的弟弟、37岁的建筑工程师阿罕默德放大的照片。3月5号，他告别自己的两个哥哥，开车向西开去，他的大哥原本要和他一起去前线打仗，但是他对自己的哥哥说，让他先去，让大哥先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第二天，他的大哥打通了他的手机，响了很久，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听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他是政府军的人，他的弟弟在他们手上。

40他的哥哥和他弟弟的朋友第二天赶到了班加西，希望能够想办法找到自己的弟弟。就在他在一家酒店等待的时候，他看到了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录像，一个政府军的士兵用枪托敲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命令他宣誓效忠卡扎菲，而那个腿部中枪的人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不断地说心中只有真主。他的哥哥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他要寻找的弟弟。他找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又看到了另外一段没有播出的片段，他的弟弟双手反绑，被抬上了一辆皮卡，还有其他一些年轻人双手反绑在皮卡上。这让他燃起了希望，因为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尸体，都被遗弃在沙漠上。只是，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哪里。这些画面是反对派武装人员在打赢了攻击班加西的政府军之后，从一个死亡的军人身上的手机里面找到的。手机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军人自拍的照片，二十多岁，看上去充满了正气的样子。这个年轻人显然热爱摄影，他的手机里面有照片、视频，拍下了那些被他们打死的人，抓走的人，还有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里面搜寻到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不过，这些被他们抓到的人，包括阿罕默德，他们手里面并没有武器。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前线，还没有拿起武器，有的就已经被杀害，而有的则不知下落。但是同样的，这个爱摄影的年轻人，也就是在24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死在了战斗之中，而他的家人，在这场战乱还没有结束之前，不会有他的消息，只能焦虑的等待，像阿罕默德的哥哥们一样。在距离这个城市不远处，经过一个中国水电承建的工地，门口的红色灯笼还在那里飘扬。工地旁边的大型招牌上，写着承建这个项目的一些公司的名字，其中一个让人觉得特别眼熟，仔细一想，这是昨天收到的一个重庆女孩的私信之后，在她的微博上面看到的。这个女孩问我，如果只有中国护照，不是记者，也不是国际组织成员，如何才能够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我很好奇地问她，为何如此着急的要在五月份到利比亚，她说，要去看她的男朋友，现在想起了，其实就在这个城市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不得不赞叹爱情的神奇，你无法从国界、语言，还有人种等方面来进行理性分析。女孩子显然深爱着她的男朋友，不然的话，不会如此着急地想要回到利比亚。但是这并不让我觉得惊奇，2002年，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当地中国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虽然距离塔利班被击败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已经有中国女孩嫁给了当地人。那是一个在当地中国餐馆工作的女孩，她的丈夫是当地的一个大学老师，而让他们都觉得神奇的是，女孩子不会英文，当然更不会普什图语，他们不知道女孩如何和她的丈夫沟通，但是女孩看起来很快乐，觉得她的婆家人对她非常好。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但是见过一次她的丈夫，有着普什图人轮廓清晰的脸，他的英文很流利。爱情，我一直觉得，对于外人来说，是最没有资格去评论的事情。我只有希望，这个重庆女孩的爱情，是不是可以像张爱玲笔下的那样，让这场战乱成全他们，有着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的“倾城之恋”。回到班加西，的黎波里的形势又有新的进展。在媒体报道了反对派质疑看不到尸体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了有四具尸体的画面，的黎波里的主教在现场。但是同时，传来了联合国把在的黎波里的国际雇员撤离到边境地区的消息，因为在卡扎菲的儿子被炸死的消息传出之后，的黎波里出现了支持卡扎菲的游行，这些人攻击了英国、美国、意大利使馆，以及联合国办公地点，英国使馆更是被烧得只剩下一副框架。而所有的这些示威还有攻击，很显然，在并不允许民众进行非法集会的的黎波里，是政府的有意放行。虽然利比亚政府向这些政府还有联合国道歉，但是联合国撤走自己的国际雇员，显然对利比亚政府并没有信心。

41英国外交部宣布驱逐利比亚驻英国大使，北约再次强调行动的目标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美国五角大楼传来的消息，则是确认被炸死的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班加西这边，过渡政府连续第二天取消了预定的记者会，今天的理由是因为危机处理小组和过渡政府要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对于过渡政府来说，如何在舆论上和利比亚政府抢占道德高度，如何让国际社会的同情能够保持在自己的一边，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反对派目前只有守卫现有城市的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和政府军抗衡，而如果卡扎菲坚持不下台——事实上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可能自己宣布下台——唯一能够让这样的僵局有所突破的，还是要依靠国际社会，依靠北约的轰炸行动，让卡扎菲无法指挥他的军队，让他身边的人下决心离开。这两天，的黎波里的夜晚总是不平静。

42Day12．拉登死讯早上打开电视，又是突发新闻：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打死了。看着电视机镜头里面，双子塔遗址聚集庆祝的年轻人，十年前，当他们通过电视看着大楼被飞机穿过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在一个被9·11彻底改变的世界里长大。因为9·11，因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世界的格局就此重写。如果没有9·11，美国不会出兵阿富汗，北方联盟是否可以赶走塔利班？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历史不可能掉转头重新假设。如果没有9·11，美国也不会攻打伊拉克，那么萨达姆的统治如果持续到今天，伊拉克会不会像今天的利比亚，在这波中东的变革浪潮中自发地进行改变？同样谁也无法预测。在外来力量的决定下，这两个国家快速地、被动地发生了巨变。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如果和现在发生在中东的这些国家进行比较的话，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更大，还是更小？依然无法回答，同样是因为历史无法假设，无法推倒重来。当奥巴马对着美国人民说，这是美国的胜利，在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的时候，作为一个非美国人，虽然明白一个美国总统的所有决策，都是要从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出发，但是如果站在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角度，对于这场美国人的胜利是否会有别样的滋味？街头采访，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反应各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这会让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马斯的负责人则认为，这是美国又一次在穆斯林的身上留下了鲜血。同样都是穆斯林组织，一个从极端走向温和，因为对于身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来说，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支持，在民众走上解放广场争取来的宽松环境之下，极端的口号以及手法反而会导致支持者的流失。埃及的民众，在广场上要求的是民主还有自由，要求结束穆巴拉克的独裁。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如果没有用一个能够适应埃及民众的诉求的形象出现的话，在未来的选举中并不会占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说，他们代表身处生存夹缝中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让他们无法像别人那样拥有一个真正的国籍。他们的同胞，用难民的身份生活在周边的不同国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敌人。今天，也是以色利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六百万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这是这个国家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国民去牢记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们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以巴和平成为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

43但是，当年屠杀犹太人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而是欧洲的极端主义：纳粹。当拉登死亡的这天，再来看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当我们谈论极端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词简单地和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用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或者国家身上，历史上的宗教残杀、种族残杀、侵略战争，独裁者对于不同意见人士的清洗，仔细回想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发生，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而这种对生命的轻视，在中国，从反右到文革，那些武斗，那些批斗，人们毫无尊严可言——面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漠然，不正是因为极端？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电视台，还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国家的新闻，西方的电视台一整天被拉登的新闻占据了版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早上醒来，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嗯，今天，西方媒体在利比亚的同行们，可以休息了。晚上过渡政府的记者会，美国NBC的记者举手提问如何看待拉登死亡，发言人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是利比亚民众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反恐战争没有可比性。”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通常掌声出现在记者会上，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提问，以及记录被提问者的回答，而不是用掌声表达自己的态度，即便自己对某一个问题有着清晰的想法，或者立场和被访者相同，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来。不过这也是班加西的现实，一家家媒体出现，当地的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正在开始体会不需要经过审查的日子，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报道，或者媒体，如果拿客观中立作为标准，很多并不合格，因为倾向性宣传的意味非常的强烈，他们分不清楚媒体和自我表达的分别，就好像记者会上的这些掌声一样，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学习。这名美国记者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其他的国家和政府都在对这件事情作出回应，你们为何不表态呢？”坐在后排的我，对于这位美国同行的提问语气有些反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的提问，总是让人觉得有着强烈的大美国主义，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这个也许在他看来没有能力而只能等待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我也明白他为何要追问这个问题，毕竟从新闻性来说，如果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那么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对于一家美国媒体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应该还有明天，所有的新闻话题都围绕着拉登。发言人的答案，依然没有提到拉登，只是告诉这名美国记者，在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里面，并没有基地组织的成员。我想，我的美国同行自然很不满意，而我则在思量，为何他们就是不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是，如何回应呢？美国的反恐行动，和利比亚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反对派看来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卡扎菲一直在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警告过美国，在东部的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很多基地组织的成员。冲突刚刚发生，赶到班加西的一些外国记者也认定有基地组织成员的存在，他们的理由，则是那些激动的看上去相当狂野的年轻人，当他们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或者用向天发射的枪声来表达决心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形象，通过照片，通过影像，传递到美国，传递到世界各地。对于那些从来都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形象符合他们对于基地组织成员的想象：年轻、贫穷、粗野、缺乏教育。同样的，在也门，当反对派走上街头，要求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的时候，萨利赫接受BBC的专访时特别提到，如果他下台的话，也门的基地组织就会壮大，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新的政府会和美国合作。正如卡扎菲，至少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基地组织，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

44也许美国政府很清楚，配合反恐，往往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护身符，特别是在他的政权地位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可靠的、却不受本国民众欢迎的领导人，还是要一个民众选出来的、却和美国疏离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难，在埃及人民站到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面对，因为支持穆巴拉克，等于和美国政府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相矛盾，站在穆巴拉克的反面，有声音提醒说，可能会让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让以巴冲突升级。而当时的不少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猜想和报道，即便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也会形成一个刻板的印象：这是一个极端组织。当然，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这样。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选择了站在背后的角色，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民众的诉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必须首先从本国利益出发。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最具有能力的大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容忍一个政权做出伤害本国平民的事情，是否意味着没有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也唯其如此，不管是埃及，还是利比亚，示威的人群中都出现了中文的标语，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手中有投票权。坐在意大利餐厅，在等我们要的披萨上桌的时候，翻译哈迈德拿着我的利比亚中英文地图，详细地向我解释目前的战况。哈迈德的外公，正好是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60年代，哈里里是和卡扎菲并肩作战的自由军官的一分子，哈迈德给我看外公的照片，穿着军装，帅气逼人，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酒店大堂，我和年轻的卡扎菲的照片的合影，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正气和理想的样子。从70年代末开始，这些当年的战友开始出现分歧。哈里里从80年代开始，坐了十五年的牢。当然，他只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卡扎菲投入监狱的那些战友中的一个。卡扎菲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就是因为他的前妻的父亲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于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求情，结果不但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救出来，反而被迫结束了这段婚姻。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对身边人高度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进行铲除，这也是萨达姆的个性。在萨达姆遭遇到一次失败的暗杀之后，他对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包括他的妻子的哥哥，他的国防部长，当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萨达姆当上了总统。萨达姆制造了一次空难，这位内兄死在了直升机爆炸中。从地图上看，反对派控制了东部地区，但是在西部的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和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艾季达比耶之间，却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包括了石油重镇布雷加。现在，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几个城镇，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争持。反对派的计划是，只要攻下布雷加，就可以拿下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这样就可以打通通往米苏拉塔的道路，很快就可以围攻的黎波里。我问哈迈德，难道只有一条公路，不能够绕走沙漠？他说，沙漠没有道路，而反对派武装没有装备，比如直升机，就连车辆也就是一辆辆的皮卡。虽然前线的武器弹药还算充沛，但是在班加西，库存的武器只剩下一千支AK47

45，现在最需要就是武器。他们的计划是，拿到一些冻结了卡扎菲资产的外国政府移交给过渡政府的钱之后，就寻找私人军火商，在欧洲购买武器，而这应该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能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法。因为过渡政府并不希望外国的地面部队出现在利比亚的土地上。其实不单单是利比亚人，美国军方的这次行动，让巴基斯坦政府有些尴尬，虽然奥巴马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但是事实上，行动前他们并不知道有两架美国直升机进入了自己的国境，并且有军事行动。也因为这样，那些接受采访的巴基斯坦人并不关心拉登死亡，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国家主权是否因此受到了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