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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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之患及其根源剖析摘要：明朝中期，我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倭寇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期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为什么后期倭患以“假倭”为主，明朝的海禁政策是造成倭患横行的主要原因。关键词：倭患中国海商海禁政策正文：明朝中期，在大明朝的北方被鞑靼频繁骚扰的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威胁，这就是倭寇。倭寇横行于浙江，福建等南方沿海城市。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为什么后期倭寇会以国内的海上和海盗为主呢原因如下：一，其中“倭寇”的最高领导者便是王直（《明史》亦作“汪直”），李光头等人。所谓海商就是模仿西方海军舰队施行边拥有自己强大武装的商船队。自海禁以来民间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破坏，所谓嘉靖时代的御倭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567年明穆宗取消海禁，准许“贩东西样”，另外加之丰臣秀吉为实现征服东亚的野心，曾经采取一连串的禁止海盗的措施，其目的是转化民间武力为正规海军，因此“倭患”基本也就烟消云散了。早期朝廷“悉行禁止”的海禁政策几乎导致了广东一代“番舶几绝”的情况发生，于广东一代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嘉靖八年(1529年)新任广东巡抚林富奏请在广东取消海禁，他认为广东之废市舶是“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心”

1的不明智之举。与其禁止不如及早疏通。明朝海禁193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断送了中国自宋元时期问鼎世界的海上技术优势，也断送了中国进入海洋参与世界贸易的权利，自洪武三年(1370年)禁海到1567年复开，其中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大明帝国与世界的之间的非官方联系越来越多，中国的海上力量逐渐由帝国舰队，转变为了私人性质的海上武装贸易，如果说西班牙人不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中国海商也要算是最好的学生。西方的不断扩张与中国的海禁为远东水域导入了一种“强权”秩序。冲突不仅在西方列强之间展开，同时也在中西方之间展开，中国海商自己组织船队，购买葡萄牙，荷兰船上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他们挑战西方殖民者，同时对抗朝廷的围剿，华人海商实力不断扩大，在日本德川幕府限制沿海大名私人从事海商贸易后，中国海商接管了日本的海上贸易，平户，长歧成为了中国海商，海盗的基地，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李旦以平户为基地，基本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之间的海上贸易。二，日本当时没有那么强大的实力骚扰中国边境。大家都有所了解，日本在古代虽然不象朝鲜那样是中国的属国，但是也是代代要象中国进贡的。有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的是：当时日本正逢战国时期，亡命的武士，难民结伙组成倭寇骚扰边境。我想说的是，当时所谓的“倭寇”确实有日本人，但主要的领导者和主力是中国沿海的“海商”。大家知道，倭寇骚扰边境长达百年，说明对方是一个有组织，有经济实力支撑，有强大海上实力的力量。而当时日本战乱不止，各个大名忙着互相争夺日本本土地盘，稍有不慎就国破灭族，哪还有实力，精力去组织庞大的队伍，耗费巨大金钱骚扰比他强千百倍的大明朝，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我们和日本人都别高看了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但中国海商已经有实力满足这些条件，中国海商在海禁之后，取代官方经营东西方海上贸易，与当时已经渗透到远东的荷兰，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获取巨额利润。比如著名的郑成功舰队，郑成功他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海商，后来归顺朝廷，被封国姓，海上的利益是维持郑氏舰队的重要经济来源，在郑成功时代，仅海外贸易一项，郑氏集团每年获利平均250万两白银。军队总人数达到了15至18万人之间，每年开支约在300至360万两白银之间，平均计算，商业利润占郑氏集团的75％。中国的海权完全交给了曾经被朝廷极力禁缴的“海盗”。中国海商继承了中国本身的造船水平，再向荷兰，葡萄牙购买大炮，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1633年深秋，荷兰舰队炮击中国海岸守军，烧毁停泊在厦门港内30余艘中国船只.郑芝龙号令150艘闽粤水师围攻荷兰舰队.“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说者皆曰: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此捷创闻.”

2以上所言正是著名的料罗湾大捷.荷兰人不得不屈尊于中国海商集团的实力，从此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在17世纪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历经料罗湾一战后，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曾经私下与郑芝龙达成四六开的贸易协议，无奈郑芝龙的海上力量过于强大.四六开的贸易协定对于郑芝龙来说也只是一纸空文.晚明时期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商船都悬挂是郑氏令旗的中国商船。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商的实力非比寻常，当时荷兰海军尚不是对手，难怪海禁后大伤元气的官方舰队在与所谓“倭寇”的战斗中占不了上风。所以，所谓的“倭寇”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海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海上的“内战”呢海禁政策是主要原因，中国海上贸易已延续千年，福建，浙江沿海居民长期依赖沿海贸易为生，海禁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只好铤而走险继续走私贸易，而这就造成了与执法部门和官方的冲突。随着日本，马来人的加入，以及荷兰，葡萄牙人的挑拨，冲突不断升级，酿成了倭寇之祸。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当时朝廷认为，国家应该是以政治为本，政治则应该是以道德为基础，经济以农业为本.而贸易则是“剥民取利，得财有限，伤民无穷”(朱元璋语)

3，于经济有害，聚敛生利，败坏民风，于道德有害.国家不鼓励贸易，而是限制贸易.皇帝坐在金壁辉煌的宫殿里，看着自己的帝国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家，而家就像是一个大农庄，田畴划分的像一个棋盘，却不知道这个棋盘有多大，任何一个棋子没有他的命令都无法移动，他就心满意足了.土地是皇帝的，百姓也是皇帝的，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任何流动与变化都是值得警惕的，任何外来者都可能意味着入侵，和平的意义是互不往来，否则就是战争。这种治国思想造成了对中国海商的严厉打击，如果当权者能象伊丽莎白女皇一样利用海盗为我所用，化海盗为自己的海军力量，打击敌国。中国的历史会继续繁荣下去，而且贸易的兴盛将会使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更加壮大。大航海时代将我们与西方共有，东南亚和世界的历史也会改变。说不定，明王朝的寿命也许会延长，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不会发生近代的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可惜历史是公平的，在今天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交叉点时，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一定要坚持不懈的发展海军和海上贸易，在确保我国沿海安全的同时，扩大我国的影响力，保护潜在的国家利益。参考文献：《中国海权六百年兴衰史》《嘉靖东南平倭通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