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xx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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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XX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在走过2017年进入2017年后，新疆的社会稳定状况表现出更为严峻的态势。在探讨当下稳定形势新变化之时，对过去稳定工作追溯及维稳政策分析，更显必要。由于维稳工作一般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研究资料来源有限，本文分析有所缺漏在所难免。 一、新疆稳定形势变化 　　新疆地处祖国西陲，地域辽阔，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多样，社会稳定问题由来已久。但新疆稳定问题被放在社会政治形势的重要位置，被中央正式提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新疆多地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主要是涉及不同民族间的个人冲突

2、、刑事案件演变为大规模的族际冲突，并打出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1981年8月，邓小平到新疆视察，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维稳工作成为自治区政府的重要工作。1996年，新疆稳定形势严峻，中央指出“新疆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新疆稳定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的发展稳定工作，指出“确保新疆的发展稳定，不仅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也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疆的稳定影响到全国的稳定，这一点在

3、2017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10?28事件、2017年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3?01”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社会稳定，可以是一种社会状态，表现为社会安定度、公众安全感，“维稳”之意即视稳定为已存状态;可以是一个社会目标，即由不稳到稳的实践过程，所谓“求稳”即指此。目前，社会稳定度并没有权威的测量指标，通常以刑事案件发案率、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人数及次数、群体事件的规模及影响等进行衡量。在新疆，社会稳定状况更经常以各类暴恐活动发案频率和强度、分裂组织及分裂活动的活跃程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反映和衡量。从19

4、80年阿克苏市“4?9”事件到2017年乌鲁木齐市“7?5”事件，经历了30年;“7?5”事件后至2017年的乌鲁木齐市“5?22”事件，又时过近5年，新疆社会并未呈现出一个总体趋稳或不稳的态势，而是起伏跌宕，峰起谷回，受国内外社会形势变化、国际敌对势力渗透与挑唆、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破坏活动以及疆内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社会矛盾累积难解、社会治理方式调整难度大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稳定形势趋于复杂，社会分裂度某种程度在加剧。 　　1980年代以民族为指向的群体性骚乱多发。80年代初期新疆发生了一系列

5、事件，如1980年阿克苏“49”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1981年伽师“527”暴乱，1981年喀什“1030”事件。这些事件多直接起因于不同族别群众个人间的纠纷或冲突，突发性强，参与人群数量多，参加者盲从性强，受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煽动，政治目的不明确，攻击指向明显，即针对汉族人群实施人身伤害和谋财行为，群体性骚乱特征突出。如1980年阿克苏市发生“49”事件，起因于一汉族刑警误致一醉酒滋事维吾尔族男子死亡，3000余少数民族群众上街抬尸游行，冲击地委及政府单位，并攻击汉族群众，两天造成1人

6、死亡，549人受伤(93人重伤)，砸坏汽车44辆，抢拖拉机、自行车、手表、现金等，后查出打砸抢分子155人，其中逮捕法办12人。以后发生的事件政治性逐渐明显，如乌鲁木齐市1985年“1212”及1988年“615”的少数民族学生游行事件，1989年“519”冲击自治区党委的打砸抢骚乱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多定性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极少数人员煽动蛊惑，属人民内部矛盾，宣传教育成为最主要的处理方式，对于群体骚乱的社会控制力弱，事件有时持续数日。后来此类事件也被处理为“政治性动乱”。 　　1990年代各类暴力案件

7、频发，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进入激化期。以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45”反革命暴乱为标志，分裂势力开始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对抗政府、杀害民众。如1992年“25”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南疆地区系列爆炸案、1993年南疆系列暗杀案、1994年的“718”系列爆炸案、1995年和田市“77”骚乱事件等。1996年至1997年，曾被称为新疆解放以来民族分裂分子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分裂势力以“炸桥赶汉”为口号，实施所谓“断桥行动”，仅1997年上半年，在新疆共制造针对汉族群众、公安干警、少数民族基层干部和

8、爱国宗教人士的爆炸、凶杀、抢劫、纵火等暴力恐怖案件56起，杀害42人，致伤294人，40多辆汽车被毁，直接经济损失逾千万元。1997年先后发生伊宁市“25”严重打砸抢烧事件，乌鲁木齐“225”公共汽车爆炸案，尤以伊宁市“424”拦截囚车事件最能表现分裂分子的嚣张气焰。90年代的暴恐案件，基本都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团伙组织性强、活动能力强，不少成员具有多重组织身份，其依存的组织被破获或打散后立即转投或组建新的分裂组织。90年代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