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贼盗律》之比较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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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日《贼盗律》之比较研究（一）-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法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发挥着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职能，中国古代的法律也不例外。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后，就把镇压人民反抗、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法律的首要任务。夏朝的法律《禹刑》内容已无法考定，但从后人的记述中仍可看到这方面的规定。据《左传》“昭公十四年”云：“晋邢侯与雍子争胥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避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

2、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如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这里的“贼”，是指肆无忌惮地杀人，即破坏统治秩序的行为。对于此种行为，夏代法律皆处以死刑。   商朝沿用了夏代的规定。西周时期，法律对贼盗犯罪的规定更加详细具体。《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文公十八年”太史克言：“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

3、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可见，西周“九刑已对贼、藏、盗、奸这四种罪名有了明确规定。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以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十分活跃。这些法家代表人物在政治体制、法典编纂等方面多有建树，其中以李悝、商鞅等人成就最高。李悝是战国前期著名的改革家和法学家，为了保证魏国变法的顺利实行，他撰写了《法经》一书。《法经》原书已湮没失传，其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据

4、《晋书法志》、《唐律疏议》、及明代董说的《七国考》等文献，可以了解其主要篇目和内容。《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李悝将《盗》、《贼》两篇放置篇首，《七国考》引《新论》曰：“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籍其母氏。大盗成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说明惩治盗贼犯罪，维护新兴的地主阶级统治及人身财产安全，是封建法律的首要任务。   自《法经》之后，《秦律

5、》、汉《九章律》，皆沿袭前制，将惩治盗、贼之法列于律文篇首。三国时，魏文帝命陈群等制定新律，在《盗律》、《贼律》之前新增加了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篇，晋代沿而不改，北齐时期，虽将《盗贼律》列于第八，但在律文首篇《名例律》中新列了重罪十条，其名称依次为：“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这里的反逆、恶逆，都属于《贼律》的范畴。另外，北齐律又将贼、盗两篇合为一起，命名《贼盗律》。　　隋朝建国后，在《名例律》中将

6、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继续列于篇首，将《贼盗律》排位第七。唐律沿而不改，仍将反叛中央政权和危害封建秩序的行为视为严重的犯罪。唐律是目前为止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唐律中的“十恶”条以及《贼盗律》中皆是关于防止和惩治盗贼犯罪的法律。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大化改新以前的日本社会通常被称为氏族社会。关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情况，各书记载不一。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三～四世纪邪马台时代的日本，“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

7、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及至公元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大和、飞鸟时代，日本的法律仍以习惯法为主，“其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兢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颇怡静，罕争讼，少盗贼”。[1]该时期没有成文法，对强盗罪的处罚沿用古代的习俗，处以死刑。  及至孝德天皇大化改新以后，全面效仿唐朝的

8、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改革，才使日本脱离了固有法阶段，进入了律令制时代，在大化二年（646年）正月甲子颁布的改新诏书：“置畿内国司、郡司，关塞、斥候、防人、驿马、传马，及造铃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长□（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按检户口，督察奸非。”“初造户籍、计帐、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户为里，每里置长一人，掌按检户口，课殖农桑，禁察非违，催驱赋役。”[2]说明此时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即类似于同时期唐《贞观令》的法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