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孟子研究资料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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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二十年孟子研究资料综述自从《孟子》一书问世以来，经历了各代知识分子推崇，其影响也一天天广泛和深刻。关于孟子学的研究论著，如夏日繁星，指不胜屈。而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是古代孟子研究与注疏中集大成的著作。近代人解孟著作最著名的有康有为《孟子微》和钱穆《孟子研究》(原名《孟子要略》、《孟子释义》。现代有多家采用白话文对《孟子》进行“译注”。其中最为完备和流传最为广泛的是杨伯峻《孟子译注》全二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已多次重印。但每个时代的研究都不尽相同，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我下面所做的资料综述是近二十年来的专家

2、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孟子研究回顾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值内忧外患，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希望托古改制，力图改造儒家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念比附孟子，阐发孟子的民主精神，以宣传其维新变法理想。康有为认为孟子一生学术，尽在“道性善”和“称尧舜”二语。孟子所言之“性善”，乃平世之法，能令人平等自立，最终实现大同社会。孟子之仁政，一为“觉民”，开化民智；一为“救民”，同其患难。康有为的《孟子微》（1901年）发挥了今文学家注重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特点。康有为学生梁启超进一步发挥老师的

3、论点，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中，认为孟子最大特色是排斥功利主义。孟子谈政治不出国民生计和国民教育，“舍民事外无国事”，而民事又在于“不扰民”和“保民”，故“吾侪毫不迟疑的赞成儒家言”。我们从书中不难看出乃师的影响。本书因为选编了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片断，所以没有选录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而是收录他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1919年）。编者同时也希望梁启超的“新民体”能够引起现在广大青年的兴趣。梁氏认为孟子的修养论关键在于立志、存养和扩充。青年立志的方法，当以

4、崇拜的古人为模范，保有自由意志，努力向学；同时存养浩然之气，加以扩充。与今文经学相对应的是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章氏信奉六经皆史，大力倡导“诸子学”。近代以来子学的兴起，较大程度上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23页，东方，1996年），可谓知言。章氏一生集中讲学凡四次：避难东京；幽禁北京；开坛上海；讲学苏州。本书所选章节，为章氏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讲演记录《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1936年）。在章太炎看来，《孟子》是属于“

5、诸子学”的。章氏认为，“论自得之处，孟子最优，子思次之，而皆在天趣”，“明心见性之儒，首推子思孟子”；“若论政治，则荀子高于思孟”，盖荀子深“明施政之术，孟子仅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章氏所论，谨守朴学家立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228页，三联，1984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正式建立。蔡元培在序言中提到胡适著作的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我们试看胡适的孟子研究，可证

6、蔡元培的观点的当。胡适在论述孟子性善论时，分几点讨论：（1）人的本质是善的，因为人同具官能，同具善端，同具良知良能；（2）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因为外力的影响，自暴自弃，“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可谓条分缕析，明白如话。关于义利之辨，胡适认为孟子是功利主义者，似乎与向来的说法相反。其实，胡适之意，孟子所谓“利”，是自私自利的利。孟子“所主张的仁义，只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孟子反对“利”的理由，还只是因为这种“利”究竟不是真利。仔细玩味，胡适在义利之辨上与通行观点并无牴牾。1931年和1934年，冯友兰先后

7、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不同于胡适的汉学路径，冯友兰走的是宋学路径，注重了解、体会文字所表示的义理。冯氏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冯友兰认为，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即是王道和霸道，中国后来的政治哲学不外此二种。王道的一切制度设施皆为民，霸道则以武力征服强人从己。孟子的理想经济制度为井田制，含有社会主义性质。孟子所谓性善，是将仁义礼智四端“扩而充之”，而“善端”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冯友兰认为孟子反对功利，倡言天、性和浩然之气。凡此种种，都能看到冯氏的原创性和后来居上。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

8、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可以称之为“晚年定论”。本书所选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4年），冯氏对以上诸问题都做了绵密深入的剖析，并发明新义。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阐述先秦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思想，论者以为当年在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战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萧公权认为孟子政治思想首要是“民为贵”，养民为政治第一义，民心向背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