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昭文馆藏书制度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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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昭文馆藏书制度考述晁芊桦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历史学基地班摘要：昭文馆为宋代三馆之首，集藏书、育才于一体。宋初，昭文馆多承唐制，自太宗之后，地位日崇，藏书、校书遂为定制。昭文馆藏书制度主要包含馆舍变迁、访求图籍、校勘编目三方面。本文根据《麟台故事》、《宋会要辑稿》等传世文献对昭文馆藏书制度进行考证，并试论述昭文馆与宋代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关键词：宋代；昭文馆；藏书制度一、前言宋代极重收藏古籍，国初承袭五代三馆旧址为官方藏书机构，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6年）选址兴建崇文院以寓三馆。昭文馆也

2、由隶属门下省改为崇文院。元丰改制之后，崇文院改为秘书省，秘阁归之，三馆取消，昭文馆藏书也归属秘书省。在这段时期之内，随着国家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昭文馆在收集古籍、校勘编目等方面也有多次制度修改，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神宗元丰八年（1086年），经历了百余年的积累与改革，馆内藏书蔚为壮观。昭文馆虽然在藏书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在仁宗时期昭文馆就已有兼职泛滥、荫补过度、藏书懈怠等问题出现，因此最终于元丰八年撤其建置，宋代官方藏书、校勘等工作交由秘书省负责。昭文馆是宋代文化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机构，

3、其藏书制度更是包含了宋代官方在访求藏书、校勘编目等方面的特点。本文试以昭文馆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馆舍变迁、访求藏书、校勘制度三个方面对昭文馆藏书制度进行考证，在此基础之上试论述昭文馆与宋代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求教于方家。昭文馆研究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归纳其要点：其一，学界目前主要研究的方向仍是藏书制度，一般分为馆舍、收集、校勘等方面。近年因图书馆学的发展,馆阁研究愈加侧重收集图籍方面的研究以求有所借鉴此类研究有：王照年，罗玉梅：《论北宋国家藏书制度建立的标志》，《东南学术》2013年第6期；李婷：《宋

4、代馆阁藏书的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2期，第95—100页；王照年，罗玉梅：《<麟台故事>载北宋馆阁藏书的整理—以<麟台故事>残本<校雠>篇所载为主》，《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年第23卷第6期，第28-32页；方建新：《宋代宫廷藏书考》，《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52—60页等。此类研究说明了宋代馆阁收集图籍的途径以及献书的奖励，但对其变化认识不足，制度细节的变化反映了制度本身的缺漏和时代的需求，因此应以变化为研究重点，深入研究。，而馆舍变迁、校勘程序方面的研究仍有较大余

5、地。至于职官制度方面的研究仍以陈乐素陈乐素：《宋初三馆考》，载于《陈乐素史学文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陈先生的论文是早期馆阁研究的论著之一。文章将唐宋馆阁制度进行对比，认为宋代馆阁异于唐代，同时先生还在藏书来源、防止书厄等方面提出许多观点，为后世学者开创出了许多研究方向。、张富祥程俱著，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龚延明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附录《殿阁学士与三馆秘阁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金中枢金中枢：《宋朝馆阁的建置和职始考》，载于

6、《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2000年。、苗书梅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学者为代表，在系统论述宋代职官制度的同时或列篇章，或归属于馆阁制度之内。前辈系统化的研究也表明了馆阁的研究还需从制度的变革、人事的作用馆阁研究之中对人事的涉及应以张富祥先生的《<麟台故事>校证》为代表作。此书虽是对程俱著作的校证，但张先生在校证的同时大量引用《范文正公集》、《欧阳文忠公集》、《容斋随笔》等士大夫笔记文集，在严谨校证的同

7、时也表明宋代士大夫阶层在馆阁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虽无论述但史料详实。、背景的影响等多方面的思考。其二，昭文馆藏书制度是一个不断改变、层垒的过程，由于宋太宗的重视，后继之君往往将馆阁制度也视作祖宗之法的内容之一，不断的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因此宋代对昭文馆的重视与建设应该可以从祖宗之法的角度研究祖宗之法已是宋代研究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包括邓广铭、邓小南、陈植锷等多位前辈都有许多论著涉及。祖宗之法反映的是观念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利用这种研究角度重新思考馆阁制度，即馆阁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因素，以

8、新的取向研究旧问题，或可以产生“旧题新论”。。其三，昭文馆的定性。昭文馆的建置深受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是右文政策的重要体现，并且馆职制度在人才储备、典章编制等方面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从这两点考虑的话，昭文馆则是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将其定性为宋代官方图书馆则会存在争议此类研究有：邓洪波：《北宋时期的图书管理与目录工作》，《高校图书馆工作》2002年第5期；涌泉：《宋代皇帝的档案图书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8期；薛志斌：《北宋国家藏书机构——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