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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廉政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张晖何燕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人文素质。廉政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我党把长期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提升到文化高度的崭新认识，它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形态的拓展和丰富。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廉政建设的文化内涵，纯洁人们的精神境界，保证政治清明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中国廉政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期对廉政文化建设作出有益的探索。一、中国传统
2、廉政文化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几千年治乱兴衰所留下的宝贵历史经验。纵览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凡是吏治比较清廉的朝代，就会出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盛世”；凡政治腐败，官贪吏酷，往往导致政局动荡，民怨沸腾，成为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因此，廉政，是古往今来清明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政治家的崇高理想。为了保证吏治的清明，中国古代创造了一套以施行“仁政”思想为核心的，包括选拔、任用官吏和监察等制度在内的廉政文化。这是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总的说来，传统廉政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
3、”思想。24廉廉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廉”作为为官者之品德（官德或政德），有清正、俭朴、明察等多重涵义。关于“政”，儒家创始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里的“正”，既有公正之意，也有正派之意。就是说，政治的根本要义就是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如果执政者带头做到公正无私，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敢以权谋私了。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既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多次提到“仁政”思想，如“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
4、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
5、廉耻”为廉政文化基本内容，以“仁政”廉政文化为核心。其次，在儒家廉政思想的指导下，在选拔官吏时注重官吏的道德修养，以达到树官德，纯民风的目的，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廉政风气24。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吏既要具备普通社会道德和基本的职业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扬清激浊、办事公道、救危助困等,又应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养成官德,也就是权力道德,如清正廉洁、诚实无私、遵纪守法等。另外，中国古代的百姓视官如父母，因此，官吏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有广泛影响。正所谓官德如风，民德如草，官风
6、正则民风纯。鉴于官吏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这种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都始终把对官吏的道德素质要求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早在夏朝,统治者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选拔官吏时,吸取夏商亡国的教训,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世袭政体的崩溃，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时更加重视能力与德行。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秦朝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王朝,在
7、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独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职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禄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