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知识能力更重要的使命是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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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知识能力更重要的使命是价值引领——以辛亥革命中的妥协智慧教育为例毛经文教育的终极目的是铸造未来国民的核心素养，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培养他们具备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而培养和完善未成年人的素养主要是在中小学阶段完成的。不同学科、不同课堂承担各自不尽相同的养育侧面。历史学科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文学科，其本质就是养育学生人格，让精神站立起来，养育成长，服务未来人生，为学生的成材、成功、成长、成人提供独特的营养[1]。这种独特的营养落实到我们平时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具体表现为“时空逻辑、史料实证、发展眼光、多元联系、客观评判、置身理解”等六个方面。让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不论是

2、做人还是做事，能时时、事事、处处具备“基于时空与实证、立足发展与多元、善于理解与评判”的价值理念与素养。因此，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价值引领与价值担当就显得异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知识与技能虽然可以产生力量，过程与方法也能培养能力。但从历史知识中挖掘出的价值观却能决定方向。知识产生力量、价值决定方向。当然，这种以提高学生素养为终极目的价值观的导引就必须正确，必须是关乎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如果缺乏价值引领的正确选择，任何机会都可能变成陷阱与危害，能力越大，破坏性越大，毕竟希特勒的阴魂仍在人类上空盘旋，仍在寻找新的代理人[2]。正是基于提高学生素养的终极目的，

3、辛亥革命的价值引领与价值担当就不仅仅是“暴力革命”的典型，它也是“妥协”的典范。其中的妥协精神与妥协智慧就不是变节、投降、失败，不是对对敌人的投降，或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一种化解历史困境的有效机制之一，也是一种珍贵的历史遗产，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更重要的使命是价值引领。1．妥协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中国式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和低烈度的震荡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民国。于学生的史学价值观而言，最动人和最有意义之处是冲突多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10相互宽容为怀，根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谈判、协商、彼

4、此间利益让渡解决了当时的矛盾与冲突[3]，这种非暴力的社会调节方式让辛亥革命成为了中国式的“光荣革命”。第1，妥协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辛亥革命的三方都有自己如意算盘：清王室想镇压了事，尽快稳定和恢复统治；革命派极想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袁世凯也想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消灭革命势力，取清代之。但事实上当时三方都没有绝对优势完全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清政府面临着国内秩序混乱，百弊丛生，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摇摇欲坠，濒临崩溃，统治已是徒有其名；革命派表面轰轰烈烈但缺乏直捣黄龙（北伐）的条件；袁世凯进入两难境地，既没有把握消灭革命军，也不敢完全背叛主子

5、；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为了经济、政治利益，也想尽快结束政争，稳定局势，议和统一。况且，当时国内国际险恶的环境都不允许再发生全国性大规模拉锯式的武装斗争，或增加外国干涉的危险，特别是俄日的浑水摸鱼。因此，和平让渡是各方的唯一选择，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4]。第2，妥协有效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刀兵之乱和维护了国家统一。革命发生后，各种政治力量以民族大局为重，通过相互妥协，实现和平，中华民族避免一次刀兵之乱，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其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汉族和满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妥协与和解。革命者智慧、高明、妥善地处理了民族矛盾、民族关系

6、，保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二是南方革命政权和清朝皇室之间的政治妥协与和解，避免了法国式的你死我活，或大范围、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和流血牺牲，走出了零和游戏危险境遇。三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大政治“巨头”之间的权力妥协与和解，使得辛亥革命获得了从战争开始到和平结尾的皆大欢喜；其中责任内阁的成立、政党政治的尝试、国会选举的顺利进行等，都曾使新生的民国政权呈现出勃勃生机。虽然后来袁世凯走上了恢复帝制的道路，但不能否定当时妥协的历史价值和巨大的历史作用。正如名师李树全在辛亥革命教学设计中所说那样：孙中山的襟怀坦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是最无私最智慧的妥协

7、者；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顺势而为、郑重承诺，是最得益最艰难的妥协者；清政府的主动退让、理性抉择、顾全大局，是最理性最痛苦的妥协者。上述三方的妥协既是多种现实因素的融合与凝结，也是一种以柔克刚的坦然、襟胸万里的气度、迂回取直的风格；既是一种捍卫信念与原则基础上10暂避锋芒的睿智，也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历史洞察、慧思敏锐的未来目光。孙、袁、清三方在历史发展的关头能恰到好处地拿捏有所为，或有所不为，进可攻，退而不败，不符合已方利益时，不动如山，符合时则果断妥协，于看似温柔中达到三赢[5]。第3，不能忽视袁世凯在这场大妥协案中的历史作用。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妥协过程中，我们就

8、应该实事求是向学生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