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外包和我国劳动生产率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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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外包和我国劳动生产率关系探究　　摘要：笔者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测算1992年～2010年间我国15个行业的国际外包水平，对国际外包与人均实际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国际外包水平经历先增后降的发展过程，从1992年的0.20上升到2002年的0.22，之后逐年下降，2007年为0.16；在短期和长期上，外包对行业的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具有负向影响，短期弹性大约在-0.1到-0.2之间，长期弹性大约在-0.3到-0.5之间。关键词：国际外包；劳动生

2、产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YJC790166）；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11-12D1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SK2012B016）。作者简介：陈清萍（1982-），女，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外包和二元边际研究；刘晴（1981-），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9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3、1096（2013）04-0066-05收稿日期：2012-04-28一、文献综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外包发展的突飞猛进，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国际外包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其中备受关注的主要是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国外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他们的母国数据进行的。有学者发现1980年～1992年外包对英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效应，但他们没有区分在岸和离岸外包，且研究仅包括3个制造业。Amiti9等（2006）进一步把外包分成材料外包和服务外包，使用美国制造业1992年～2000

4、年投入产出表，测度了材料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材料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当期和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效应。有学者使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更进一步证实了外包对企业效率的正效应。他们根据2006年收集的1990年～1991与2004年～2005年的企业层面数据，发现日本制造业企业外包给美国或者欧洲的企业效率提高最大，其次是外包到亚洲的企业，生产效率最小的是那些不进行外包的企业。也有学者认为外包对生产率存在负面影响。有人构建了包含外包行为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当外包方对发包

5、方的信息反馈减少或双方存在沟通问题，外包会消极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率。有人也提出“外包生产率悖论”，认为较大规模的外包行为会限制将来组织创新的范围，进而导致较低的生产率增长。国内有关外包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承接外包展开的，但分析的角度不尽一致。有些学者指出外包是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我国的生产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王可侠等（2012）发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代工企业能够从跨国公司主动性和被动性技术溢出中提升技术水平，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也有学者持有相反

6、的观点。有人认为，发包企业不会把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核心流程外包出去，导致接包方的生产活动长期局限于产业链的低端业务环节，不利于技术提升。吕延方等（2010）运用1998年～2007年11个主要制造业产业的数据，测评承接外包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承接外包行为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尤其以简单加工制造为主的承接外包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影响。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笔者发现有关中国外包研究的文献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大多数学者误认为Feenstra9等（1997）提出的FH指

7、数可以度量承接外包的强度，而实际上它只是度量对外发包的指标，以致于在研究问题时用错误的指标度量了承接外包，这里使用其度量对外发包强度，而中国对外发包的研究较为缺乏，笔者试图补充之。其次，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经常出现伪回归而使结论失效，所以前人的研究可能存在虚假回归的嫌疑，笔者为了避免虚假回归，首先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了协整检验之后，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国际外包的短期和长期劳动生产率效应。二、外包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框架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1.行业选择及归并笔者选择《投入产出

8、表》中的15个产业，并参照宋泓等（1999）总结的对照表，对我国采用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和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V3）、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V3）进行了归并。2.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9笔者所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来自于1992、1997、2002、2007年《投入产出表》。进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行业的产出、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技术水平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分行业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与开发机构经费内部支出指标。因《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