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声技术上中国市民音乐文化拟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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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留声技术上中国市民音乐文化拟态传播　　拟态是生物学概念，一般都是弱者通过对强者的仿像，或是对更适于生存的方式进行仿像以获得物种保护和生存进化的手段。这种因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形成的“拟态——生存”的行为生态，在大众文化的风格形成以及传播中能够产生类似的因效。上海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来，在形成资本形态都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特殊的具合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城市文化特征，成为中国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传统的市民音乐文化在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的时候，发生了主动的拟态式的变革。一、中国音乐初留声作为对中国大众音乐习俗和娱乐市场的考察，英、法、美、德等国家的唱片公司在正式进入中

2、国文化市场以前，对当时城市市民广泛熟知的音乐形式和内容进行了了解，尝试着灌录了部分戏曲名段。关于在中国最早录制的唱片有三说：一说是贝克唱片公司在1896年录制的由鑫福班演唱的《空城计》①；一说是1897年为鑫福班灌录的《取成都》（现存天津唱片收藏家李恩璞处）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种单面圆盘唱片②；一说是1903年，弗雷德·盖斯伯格（FredGaisberg，又译为弗瑞德·盖斯堡）受胜利留声机公司（TalkingMachine12Co.）的派遣，来中国灌音。他于当年3月18日到达上海，灌录的首张唱片是孙菊仙的《捉放曹》。他在日记中写道：“三月十八日，星期三，我们灌录首批唱片。连同乐师约

3、十五名中国人到来，其中一人灌唱时，出尽了全身力气来嘶叫……两曲过后，她的喉咙已沙哑……音乐像是拚命的敲锣打鼓。”③前两说以存世唱片为依据，根据唱片编号以确定“最早”的地位，但缺乏文字史料的考据支撑。第三个说法中的《捉放曹》有唱片和盖斯伯格在上海时的手记为证，似乎做可据可考的中国“第一”唱片倒更有说服力，但胜利公司早年冒牌赝品比较多，再加上孙菊仙本人“每逢大家唱戏录音时（任君备有特别的留声机一座，蜡筒比较大，录音时间能达到三分钟左右），孙从来不肯参加，即使请他随便来一二句，也坚决回绝不干。由此可知，孙不但不肯灌唱片，连蜡筒也是不肯灌的。”而且“那次录音所邀的角色中如冯二狗，他学孙菊

4、仙几乎可以乱真。”④因此关于中国灌录第一音的唱片确如雾里看花，难以辨别真假。但是，各种关于灌录中国第一声的论证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以留声技术为依托，京调、昆腔、广调、蹦蹦调（评剧形成之前的小戏种）等地方戏，吹戏、大鼓及地方曲艺步入厅堂，在留声机旁渐渐聚拢了更大的受众群体，为中国音乐流行化传播进行了序曲式的铺垫。12二、中国的留声机器早期经理洋行与中国唱片业的兴起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后的十余年里，开始仅作为一种稀罕的机巧玩意儿，但是新兴城市新富（外省份旧富户、商界新贵）阶级逐步适应了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改变了电灯、电话、钟表、玩具以及留声机器、洋戏片的地位，使

5、这些“洋货”逐步成为城市工业消费品、生活品。在混杂成一种集传统文化与“泰西”文化交融的“十里洋场”气质的上海，消费这些工业日用品不仅为家庭生活提供更大的便利，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城市中产以上阶级的地位。外国生产再运到国内的“洋戏片”从满足国人的好奇心到成为大城市民众重要的音乐消遣活动，留声技术开启了音乐娱乐需求的新时空，为本土音乐文化现代化和大众化的形成提供了工业化动力。12中国留声产业市场的建立并没有一步到位形成产销本土化，中间商在中国留声文化形成及市场建立和推动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将留声机引入上海之功，当属丰泰洋行。在1890（光绪十六）年出版的《格致彚编》的“格物杂说”一栏中有

6、“新剏记声器图说”一篇是国内首次介绍蜡筒式留声机的文章。其中提到：“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以备购者观看此器……。”同年，在5月3日（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有一位名为“高昌寒食生”（笔名）的人著文《留声机器提名记》，写到他在丰泰洋行观鉴“蜡筒式留声机”的感受。这次观鉴不仅解开“高昌寒食生”对《格致彚编》中描述留声机器“变化出奇”的疑惑，“然未亲见，尤疑信参半也”，而且他还即兴留声一曲“醉花阴”一阕，印证爱第森（爱迪生，笔者注）发明的奇妙之处——即录即播的功能。121903年7月10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六日），位于英大马路（租界时期南京路）的英商谋得利公司在《申报》发表了

7、的一篇预售告白（图一），“新到各样广东调、外国调戏剧。各省头等名角唱京调、徽调、昆腔小曲，约六礼拜到申”，并打出自己是“本行开设上海三十余年，转办英、美、德、法各国名厂大小奇样八音洋琴，以及各国军营中所有用之战鼓、号筒、喇叭、笙箫乐器，一应俱全”的老洋行品牌，特加说明“中国军营亦由本行购办者甚多，刻由英美名厂托本行经售头等新样唱戏留声机器，各式全备。声音之响亮，调曲之高雅，比众大不相同，且不碎不坏，可称盖世无有，也承蒙仕宦绅商惠顾”。广告从7月10日—9月23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