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交通大学毛概复习资料

《重庆交通大学毛概复习资料》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第十七章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第一节证明标准概述一、证明标准概念证明标准是指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它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是案件事实得到证明对证据的质和量提出的具体要求。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对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争议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刑事证明标准作为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是否达到各诉讼阶段所应达到的证明要求的尺度，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有立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有罪判决等证明标准的系统。“证明标准作为一个系统，其各部分相互联系，并形成合力共

2、同发挥证明标准的整体功效、展现出自身的特征。”[1]原俊迪：“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1页。二、证明标准特征1．动态性。即刑事证明标准是随着诉讼活动的深入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运动变化，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其要求的证明标准也有所不同。2．层次性。相比动态性从动态的角度反映证明标准的变化特性，层次性则从静态的角度反映证明标准的变化特性。这表现在，（1）不同的诉讼阶段使用不同的证明标准。随着诉讼阶段的发展，证明任务与诉讼主体的行为有所不同，对案件的认识也会经历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层层

3、递进过程；（2）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而检控方若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则需要承担“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责任。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例外的情况如，法律作出例外规定的犯罪事实。如职务犯罪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对明显超过收入的财产或支出的来源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但这种证明责任是有限的，其并不需要达到充分证明的程度，“一般只需进行符合情理的说明，并在必要时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2]黄维智、雷建昌、张斌：《职务犯罪证据的收集与运用》，中国检察

4、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又如对要求审判员回避、法院缺乏管辖权等事实根据的证明；（3）不同的证明对象使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即针对实体性法律事实与程序性法律事实，适用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由于实体性法律事实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因此其证明标准要比程序性法律事实高。303．法定性，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必须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这是保障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的要求。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证明标准概述1．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根据待证事实的不同性质，分别将证明方式分为证明与疏明，证明的标准高

5、于疏明的标准，因为证明要求使法官对于待证事实形成确信的心证。[3]上海社科院法研究所编译：《诉讼法》，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转引自孙长永、黄维智、赖早兴：《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明标准可以概括为“内心确信”。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在1808年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中第一次得到明确规定，[4]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其经典表述为“你们是真诚地的确信吗”。法国1957年《刑事诉讼法》第304条明

6、确规定，陪审官应以“诚实自由的人们所应有的公平与严正，根据更具指控证据和百年胡理由，凭借自己的良心和确信作出判断”。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规定：“法律仅向审判员提出唯一的一个包括衡量他们全部职责的问题，你们具有内心确信吗？”第427条又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犯罪可以用各种证据予以证实并由审判官根据内心确信作出决定。”“内心确信”是裁判者通过“自由心证”对证据明的取舍和证明力权衡后的确认。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排列是：第一等级是微弱的心证，亦称不完全的心证；

7、第二等级为盖然的心证；第三等级为盖然的确实心证；第四等级为必然的确实心证。“前两级为弱势心证，后两级为强势心证”[1]王亚新：“刑事诉讼中发现案件真相与抑制主观随意性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第四等级“必然的确实心证”。“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从名称本身来看带有强烈的主观标准意味，但是这并不代表法官可以任意证明，恰恰相反，这种确认必须依据明智推理，建立在对证据结果之完全、充分、无相互矛盾的使用之上。[2]江伟：《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因此，这种内心确信是

8、排除了任何疑问的内心确信。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内心确信”证明标准对世界各国的证明标准的确立产生了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欧洲大陆各国争相模仿。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过先后在法律中规定了这一标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规定：“30对证据调查的结果，由法庭根据它在审理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心确信而决定。”[3]毕玉谦：《民事证据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