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之历史百科巴金“离家出走”以后素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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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金“离家出走”以后1923年5月，19岁的李尧棠，也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巴金，从家中出走，坐上了辗转前往上海的轮船。他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大宅，是李家老太爷李镛的第三个孙子，从小备受长辈宠爱。然而此时，他对这个家厌恶至极，外出求学，不过是离家出走的借口。这是一个时代的青年时尚。"沐浴着欧风美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高举新文化、新道德的大旗，而以"父权、忠孝"为核心的中国旧式家庭伦理，作为旧道德、旧文化的基石，便成了他们最着力抨击之事。这一思潮，深深影响了巴金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他们痛恨旧式家庭，而

2、后选择离家独立生存，追求"充满理想的新生活"，抑或与旧式包办婚姻完全不同的"理想爱情和婚姻"。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斩断与家庭的联系，在一波时代的狂潮退去后，他们也开始反思最初的冲动与激进，以及尝试着构建新的家庭模式、父子关系……1巴金出身的李家，与当时的许多大家庭一样，依然奉行着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李老太爷拥有大家长的无上威权，他咳一声嗽，下人要心跳几下；并且，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都要来上房向他请安。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子女面前同样如此。尧棠的大哥尧枚一直梦想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

3、，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然后去德国留学。但父亲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早日完婚，为祖父生个重孙。而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李道河先是征得老太爷同意，选出了两家，然后在祖宗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从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于是那个张家姑娘就成了李尧枚的妻子。这一切，对自幼聆惯古训的李尧枚，根本不敢反抗。回房痛哭一场后，全盘接受了父亲的安排。然而，李家却没有如李老太爷所设想的那样，继续兴盛下去。先是作为家中擎天柱的李道河忽然病逝，又有巴金五叔狂嫖滥赌东窗事发，令李老太爷"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夙

4、愿几近破灭，开始精神恍惚。1919年的除夕，千家万户团圆欢笑声中，李老太爷死了。4一个星期后，就在老太爷牌位前，李家叔婶们开始了激烈的遗产争夺战。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目睹宗法礼教制度的种种不近人情，以及家族没落过程中的人性丑陋，少年巴金于1919年前后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五四"新思潮刊物后，便渐渐发酵成了对于旧式家庭"腐朽没落""等级森严""摧残人性"的满腔痛恨。当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谴责

5、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认为推翻旧式家庭伦理，就是要从"人子"的角度出发，否定传统的"人父"观念。由此，他提出了"幼者本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这是"五四"最重要的时代话题之一。对少年巴金来说，虽然祖父、父亲对他多有疼爱，但依然和整个旧家族一起，被他放在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对立面。除了因为接受了新观念而痛恨旧家族制外，"五四"一代青年与父权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

6、梦想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理想婚姻状态，在与传统"媒妁婚姻"发生正面冲突时，许多青年便直接与家庭决裂出走、或是不告而别了。巴金最终下决心离家，也与婚姻问题有关。除了大哥屈服于父亲威严、选择接受包办婚姻之外，三姐尧彩的不幸婚姻，则直接刺激了他。李尧彩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1923年4月，尧彩出嫁。当时，巴金看见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和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的世故庸俗，便"预感到了三姐命运的悲惨"。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了。2

7、巴金是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家的，两人在南京一起生活到高中毕业后，终于分别，巴金去北大，尧林却去了东吴大学。独自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后，巴金明显觉得少了依靠。"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尧林在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他感到寂寞，他只能一遍两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这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精神动力。"4但他没能如愿进入北大，原因是招生体检发现了肺有问题。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怯，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因为害怕得肺结核

8、，他最终放弃考试回到了南京。这年秋天，巴金去了法国。此时巴金依然没能实现经济独立，一直是靠大哥给予经济资助。然而，此时李家依然每况愈下。当他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去法国的路费和生活费时，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但巴金坚持己见，这一次，"信中的话讲得有些急躁了"。最后，习惯了妥协的大哥尧枚，这一次对弟弟也退让了，但在把钱汇到上海的同时，写信给弟弟依然重复着"读工科，回成都兴家立业"。而少年巴金想到的，依然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