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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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节新文化运动教案第二节新化运动教案素材“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本化的事。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的历史不断地通过回溯到“五四”这个巨大的意义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世进行自我理解的某种尺度，打开新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资——尽管对“五四”的阐释并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毫无疑问，“五四”的确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原点。作为一个历史开裂的标志性时刻，中

2、国通过重新理解自身传统与“外在”世界，而进入自己独特的现代形态。当代中国仍处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种种方式延续着“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被神话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根——正因其开启历史的创世纪性质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过乞灵于它获取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终是建构历史的积极因素，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当代史的众多思想史论争中。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也往往总是和“五四”有关，或习惯于拿“五四”说事——那些关于当代问题的诊断

3、总是要被归结到“五四”的根上去，这似乎已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论辩策略。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神话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过对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强调，建立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亲历者的记忆，但事实上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这倒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说谎，而是说，个人记忆往往先在地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修改，或为记忆者顽强的个人愿望所过滤。记忆总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机制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观念氛围有关。本作为一个不

4、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简略地勾勒当代观念史中的“五四”叙述的谱系，并提示性地讨论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命题，本只是一个论纲性质的速写。当代史中关于“五四”的最经典的论述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把“五四”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史或内在构成部分看待。在毛泽东的经典献《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历史前提。这一论述广泛地被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人继承下。这一论

5、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把“五四”纳入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明确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体系的现代史性质。它坚持社会分析的方法，注重历史辩证法的宏观逻辑，因此更强调1919年月4日前后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把它与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内在的因果联系。这一论述当然具有雄辩的真理性。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不足，或者说，当它固定化为一种解释模式，被具体的研究者不适当地运用时，缺陷就明显出现了。它带有历史哲学的先验色彩，具有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特征。而过于强调“五四”的政治意义，则不可避免地对社会

6、化的复杂状况有所忽略。比如，由于把新化的意义看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准备，就简化了新化的复杂性质和内部差异，例如一个习惯性的说法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表征了思想方向的分化。之所以大家会习惯于这么简化历史，显然是过于偷懒，受到了某些经典论述的影响，如毛泽东曾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①同样，这种论述方式

7、对于自晚清以思想运动的内在延续性及逻辑线索也缺乏更细致、客观的分析。思想化也有时被过于简单化，比如在这一分析框架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太炎、孙中等经常被定性为地主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这极大地忽略了这些思想家自身的丰富性内容和现代性意义。1970年代末以，对“五四”的叙述开始溢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理论框架，应该承认，它的确也起到了对正统叙述不足之处的补充与某种修正作用，但是，它们更多的表现是对支撑“五四”叙述的革命史观的挑战。在既经变化的思想潮流背景中，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对“五四”

8、的再评价显现出对革命遗产的不同态度，表达出对中国20世纪历史，尤其是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不同判断。这其中包含着潜在的也是现实的政治诉求。这种对革命史观的颠倒，较早而且也影响较大的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它与海外汉学界也有一些呼应，比如，类似观点也出现在维拉•施瓦支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等著作中（1989年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这一时期的“五四”论述试图重新肯定现代性的绝对价值，视“五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