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吕思勉《论文字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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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读吕思勉《论文字之改革》　　在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各类著述中，吕思勉（1884-1957）被提及的不多，这是因为吕先生作为历史大家，他的语言文字研究和国文教学思想往往为他的史学家大名所掩。其实吕先生是汉语言文字的专家、现代语文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他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论述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本文略述吕思勉的行状以及他对汉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并试图从这些论述中探寻对于我们的启迪。一、吕思勉以及《论文字之改革》10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吕思勉6岁随塾师读书，后因经济拮据，由父亲授书。母亲与姐姐皆通文墨，帮助讲解。15岁入阳湖“县学”，也即中秀才，所以他能作“制

2、艺”（八股文）、“赋”、“试帖诗”。父亲让他读《四库总目》，母亲助其读《纲鉴正史约编》，然后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皇朝经世文编》一直读到各类书，所以他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于史学和小学（文字学）尤精。他在《自述》中说“予于文学天分颇佳”，此文学乃指旧文学，于新文学则读得“极少极少”。1905年科举废除后，他开始执教常州私立溪山小学，1907年到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和历史，并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学专修科等任教。1912年到上海甲种商业学校教日常“应用文字”以及商业经济和高等地理。1914年到1919年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两家任编辑，开始关注国文教学，发表相关论述，编写中小国文教科

3、书。1919年起执教于苏州省立一师、沈阳高等师范、上海沪江大学。自1926年起长期任教于光华大学并受聘为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51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任教于历史系并评为一级教授。该校文科一级教授只有两位，另一位是校长孟宪承。吕思勉修身读书、研究、教书、著书，五十年如一日，一辈子不离讲台和书斋，是一位醇正朴实的学者。学术界公认他是唯一通读过三遍“廿四史”的学者。10吕思勉在史学上的建树为人熟知此处不赘述。他与语文教育史发生关系始于任教小学。如上所述，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国文。1914年到1919年他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先后编过两种国

4、文教科书：一是《中华民国国文教科书》12册（1912年南阳图书沪局版）；二是《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1914年版）。从20年代到50年代，除历史著作外，他发表过与语文教育相关的文章有以下几篇：《国文教学祛蔽》《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答程鹭于书》《读〈国语表解〉后记》《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反对推行手头字提倡制定草书》《论文字之改革》《论文史》《拟中等学校熟诵文及选读书目》等，此外，还有一些论及考试、编教材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吕思勉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教学、教育有宏观的见解，也有一些具体的意见。就宏观见解来说，他有对“文字改革”包括推广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推

5、广普通话等的意见，还有对国文教学中“文白之争”的意见。这些见解在当时非常难得，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既必须表现出专家的精审判断，又需要有关心民族文化具有历史的眼光。从吕思勉的一些文章看，他并不是一个只埋头书斋的学者，而是十分热爱和关心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大学者。现在看来，他的一些话是有预见性的。吕思勉关于文字改革、汉语拼音的一些见解，主要表现在他的《论文字之改革》。这篇文章脱稿于1957年9月29日，距离他去世（1957年10月9日）只有十天。正可谓对中国文化建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论文字之改革》有一万四千余字，主要发表了对文字改革包括简化字、汉语拼音的看法。文章写于1957年，在当时的情

6、况下当然不可能发表。写这篇文章主要针对于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两个方案《简化汉字方案》（1956年1月28日）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9日）。吕思勉在本文中表达了如下观点。1.关于简化字10吕思勉指出，力主简化字的人主要深厌于笔画之繁，于是力求将手写体与印刷合一，但“手写之体，本求自喻，或者但喻极少数人，其为简初无底止。旧简体变为通行之字，新简体必陋之而生，与相追逐永无止时”，即只是追求笔画简单那么永远不会有终了。他认为凡文字都是由大众所造，经长期试用而后通行，因此创造不能甚速。历来都有简化文字的，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一下子推广数百个简化字以后，就会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文

7、字是用来交流的：“识简字者，决不能不曲徇不识者而更学旧字。则新旧并行，而所识之字反增矣。”他认为如果旧字不能废，新字又增出来，将来青年要读古籍的话，必须识两种文字。这岂不是反增加难度了吗？即使全部能用简字代替繁字，也没有什么益处，因为所省去的不过是笔画，笔画之繁并不是汉字之大患。关键汉字自有其造字规律和原则，行之几千年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吕思勉的结论是：“识数千字，读数年书。即于先秦至今两千余年之普通文字，无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