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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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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沈从文形象建构看王德威的“抒情”论 2006年,王德威在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里,单刀直入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抱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文指出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传统文类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尚有与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抒情主义”文学流派,该流派最重要的作家便是沈从文。4年之后,他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部分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在“抒情中国”一章中,他列出了“抒情主义”话语体系里的代表作家,其中,沈从文所占篇幅最多,也呼应了在《“有情”的历史》中他作为“抒情作家”的代表
2、地位。 在《“有情”的历史》里,作者认为:“‘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因此对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可以提供极大的对话余地。”其中,“抒情”有三种主要定义:第一、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文类的“抒情”。与“五四”主流的写实主义作品相比,“抒情”文学以语言“形式”超越现实主义,指明“语言”本来就是世界呈现自身、演义流变的一部分,“而非透明的逻辑预设产物”。①故抒情文学可以“暂时脱离决定论式的牢笼”②,以更多具有可能性的方式表达现实;第二、作为一种知识方法的“抒情主义”,即相关文论研究;第三、作为
3、一种生存情境之编码形式的“抒情主义”,即个体的生存行为。抒情诗人“拒绝”介入现实的姿态,其实包含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抒情”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情感结构”,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建构其特殊的国家民族想象③。王德威为其“抒情主义话语体系”奠定了以上文学史叙述框架之后,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④中的“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部分⑤进行了实际的现代文学史编写操作。在“抒情中国”一章中,他列出了“抒情主义话语体系”里的代表作家,认为他们能够“自觉地用语言重现世界”,“在精炼的词汇形式中,寻找到模仿之外的无限可能性”。⑥王德威认为“抒情”作家注重语言修辞,以此作为
4、抵抗所谓的“写实主义”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规训。其中,沈从文在此章节中所占篇幅最多,也呼应了在《“有情”的历史》一文中他作为“抒情作家”的代表地位。 在王德威的论述中,沈从文是一个不满意现实主义的作家:“‘现实’并不能自我表现,而是需要被表现”,他“使用抒情方式描绘中国现实,从而质疑了现实主义在‘反映’世界中的特权位置,同时也重新划定了抒情主义的传统边界”。⑦呼应上述三种“抒情”特征,沈从文除了是以“诗化”语言进行抵抗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之外,他的生存选择也是一种“抒情”。然而,仅仅根据王德威的叙述是否就可以确凿地判定,沈从文便是反叛现实主义原则的“抒情作家”呢?如
5、果答案是否定的,其“抒情”系统将会失去一个有力的例证,甚至会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本文通过对“抒情”的沈从文论述进行再解读,利用相关资料与文献佐证沈从文在写作和生存选择上是否具有王德威指出的“抒情”特征,从中窥探王德威所提出的“抒情主义话语体系”在作家内涵建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抒情”里的沈从文 众所周知,研究文学史与研究历史一样,首先应考虑历史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⑧。第一,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客观本体的存在,即应该相信作家“本体”的存在,并且“有一种追求历史的本真性的执着。”加注释承认历史的可知性,以及历史叙述的客观基础或制约性之后,我们可以不断接近
6、历史本体,虽然永远无法完整复原它。第二,研究者应该对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估量和认识。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坚信自己能够发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阐释者的角色”。⑨这两点恰好是王德威在建构其“抒情主义话语体系”时有所忽略的问题。对沈从文的小说、杂文以及其后半生事业生涯抉择进行解读之后,王德威认为沈从文是“抒情”的代表作家。在阅读这些相关论述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沈从文的历史“本真”面目是否含有“抒情”。“抒情”和沈的个人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先后”关系,即沈从文的个人写作志向中有没有提及“抒情”在其创作中包含了特殊的意义。厘清历史哲学中的
7、主客体关系之后,我们可以确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和思潮建构的主体,其作品、创作意图、读者反映等方面是否能够对应王德威的“抒情”特征,依然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 《“有情”的历史》指出,沈从文的小说作品里包含“抽象的抒情”,其小说的反讽意义在于这些文字虽然看起来没有寄予深意,“但这样的表层结构很可能就是它的深层结构:它拒绝阐释学的深文周纳,而认定文字就是文字,除此别无其他”。⑩在此解释中,沈从文非常强调语言的诗意表达,也肯定“缘情”“辞发”的无限可能,又再次照应了所谓的“抒情传统”。同时,1940年代之后的国家危机让沈从文深
8、思他的文学事业。近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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