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共产国际——与李玉贞研究员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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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遮蔽的共产国际——与李玉贞研究员商榷口卢刚颜玫琳201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研究员的著作斗争，因此也是中国大革命鲜明的历史《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特征之一。冷(以下简称“李著”)。李玉贞研究员是眼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她在译介共产国际历史档案方53面的贡献尤为值得称道。这部著作又是李著开篇即说，“共产国际是苏联作者“积三十年之功”的研究成果，不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而且共产国际管是对国际共运史史料的挖掘来说，还的活动“从来没有站在违背苏俄国家利是深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来说，都益的立场

2、上”1]]。既然如此，李著在有着重要意义。“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标题下，很明但是，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显其实讨论的是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在系。而且，李著认为，在“以国家利益对华政策上的区别，却没有被李著予以为轴心”的分析方法的烛照之下，苏俄充分的重视。混淆了这一层区别，李著政府和共产国际——或者简称为“莫斯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时候，科”，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是苏俄的不免将其等同于国民党与苏俄政府的关国家利益。因此，共产国际弹奏的那些系。这两层关系虽有重合的部分，但是“世界苏维埃革命”的音符，只不过是也有明显的分野。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内迷惑

3、旅俄华工、对外忽悠中国无产在对华政策上的区别，是国际共运史中阶级的伎俩罢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中在国际共运史上，国际组织受到大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渗透着苏国大党的影响是个公认的事实，共产国际因为沾染上过分的俄国色彩也一直饱间充满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控制和受批评。但是在李著讨论的1919—反控制的斗争。美国学者赫尔穆特·格1927年这个时期，情况却不能仅作如鲁伯将这个过程称为共产国际的布尔什此简单的理解。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时期，它始于其一，共产国际的酝酿早于十月革1924年，终于1931年。]而在李著讨命，其正式成立是在1919年。共产国论

4、的1919-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苏际总部的选址问题，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俄政府的对华政策既有重合也有分歧，会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确定在莫尚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共产国际早期斯科。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表维经斯的驻华代表马林，就曾经觉察到莫斯科基曾确认，“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在对华政策上的“两条路线和两个中心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正在形成，即俄国利益中心和革命中能操纵的。,fz]应该说，维经斯基的这个心’’[。说法客观反映了共产国际成立的初衷以因此，在1919—1927年间，国民及共产国际早期的工作思路。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当然不完全等于其二，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与

5、苏俄政府的关系。共产国际首先应当际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通过两个壁垒保证苏俄政权的存在与稳定，这是共产分明的渠道，得以推行。两个渠道有不国际对华政策上与苏俄重合的部分，共54同的职能和分工，它们在制定对华政策产国际当然不会站在违背苏俄利益的立的出发点、依靠力量和革命道路选择场上，而把自己推向帝国主义阵营。但上，分歧很大。共产国际早期的驻华代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广泛的国际主义前表马林之所以被撤销职务，其中一个很景，使得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不会局限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林与苏俄外交予苏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要求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越飞走得太近，以致苏俄这个“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损害了共产

6、国际的事业[3]。俄罗斯著名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汉学家、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大的民族牺牲。”苏俄民族利益优先还共产国际与中国》的编者格卢宁和格里是世界革命的利益优先，或者说，民族戈里耶夫等教授认为，“外交人民委员主义优先还是国际主义优先——问题的部和共产国际的实际目标一直互不相尖锐性使得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容，这是造成苏联外交政策，包括对中显的分野，一方是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的政策，遭到失败的根源之一。”[4国际主义立场，另一方是以苏俄政府为其三，共产国际从国际共运的指挥代表的民族主义立场。李著笼统地将共部转变为如李著所说的苏俄利益的“外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混

7、同于苏俄政府，简交工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单地“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不吴政府”的计划失败后，苏俄政府才将仅使得该书的研究对象模糊不清，更重对华政策的重心放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要的是遮蔽了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为原身上。1923年年初，苏俄驻华特命全则的对华政策的独特性，导致无法充分权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孙越把握错综复杂的中国大革命史。宣言》，这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政府合笔者试以国民党与莫斯科的早期关作关系的开端。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