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亲相隐”到“有限豁免”.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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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亲亲相隐”到‘‘有限豁免”I何剑术修改后刑诉法在公诉案件一审程序中规定：交错，亲属身份成为个体之人至关重要的社会属“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性。这是“亲亲相隐”受到推崇并制度化的前提。相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反地，在近代西方社会，深受契约思想的影响，在公父母、子女除外。”寥寥数语，意思简明，意味深刻，法层面孕育出一种全新的人——公民，于是，即便意义深远。一方面，在新中国的刑事法典中如此规是身为公民，自然个体间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但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属陌生，因为我们曾仍需对国家和社会承担公共义务。在价值追求上，被鼓励“大义灭亲”；

2、另一方面，对于了解中国法律自当以公共福祉为重，而不得因私害公。在刑事诉史的炎黄子孙来说，这些规范又是无比的亲切。亲讼中，为了公共正义的实现，公民理当负有出庭作情伦理乃是中华法系无法割舍的眷顾，如今，这些证的义务，而无论与被告人有无亲属关系。充满人性和温情的法律表达又一次面世，恰是中国然而，就像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绵延数千年法律传统的当代重生。“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一样，人对翻开中国法律的演进历史，基于呵护亲情伦理自身的认识同样是无法一步到位的。雅典神庙里的的考虑，对当事人诉讼证明义务一定程度的豁免已问题发人深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当经成为了一种法

3、律传统，源远流长。在先秦诸子争人突破亲属关系的观念制约，发现了自身拥有“公鸣的时代，亲情曾是儒法两家争辩的一个焦点。韩民”这一种角色时，文明当然是前进了。但是，“我”又非子在《五蠹》中援引过一则“楚之直躬”的故事：楚不仅仅是“公民”，传统社会赋予“我”的内涵也并非国有个正直之士，他的父亲偷了一只羊，他站出来一无是处。须知，对于生活在近现代社会的人而言，证明了这件事。但是，“其父盗羊，其子证之”，这与“公民”仍毕竟只是其一重角色而已，并且未必是最孔子主张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大相径庭。具亲和力的角色。对亲情伦理的需要，即使并非人之只是，历史后来的发展证明，思想家火药味十足天性，至少也

4、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基础性的合理要求。的交锋，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误会。西汉中期以后的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更重要的是，考察近代法制史，史，其实浸润着儒法合流的思想。在历代法典中，不仅不难发现，在司法程序中，对亲情伦理稍加眷顾，未贯穿着法家鼓吹的绝对君权主义，而且儒家主张的必会"--3然地牺牲个案的公正，毋宁说更多考验了我“亲亲相隐”也得到了国法最大限度的包容。从董仲舒们立法技术的精妙程度；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春秋”决狱到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令，再到“一准乎人对家庭的归属感适足转化为一种利于秩序安定的礼”的《唐律疏议》问世，“亲亲相隐”制度化的程度越积极因素。①这样看来，修改后刑诉法中的

5、规定，其价来越高，可得容隐的亲属范围不断扩大，并一直延续值是复合的：对个人，肯定了人所共有的正常、合理到清末变法修律，成为中华传统法制中的“常青树”。的伦理需要，使宪法中尊重人权的精神富有了更深西方法律史学大家梅因有言，人类法律走过一厚的文化底蕴；对社会，汲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从条“从身份到契约”之路。传统中国，伦理关系纵横细处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对立法，既与本国传统相契木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检察院。①移孝做忠是儒家思想的经典理路。即“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句话所揭示的道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特质，并在一定

6、程度上超越了时空界限，对于今日之治国安邦亦不无启发。2014·第1期合，又与西方许多国家的立法惯例遥相呼应。怎么能为了躲避五年徒刑，而轻忽母亲的性命呢?既然是“否定之否定”，则新旧制度、观念势必奏文上呈朝廷后，最终改死为流。景慈好歹算是捡存在诸多地方的“貌合神离”。如果说，保护诉讼活回了一条性命。隋唐以降，法律严禁司法人员向犯动中亲情伦理的价值——这一点足以架起古今法罪人的亲属讯问取证，“亲亲相隐”在立法上的约束度之“大同”的话，立法技术、旨趣上不易察觉的微力大为加强。但是，具体到定罪科刑，尊长与卑幼的妙分歧却绝非只是“小异”。在“亲亲相隐”的制度框处遇却是泾渭分明的。如子孙控告父母

7、、祖父母乃架内，非但消极不作为，如不举发、不指证亲属犯罪死罪．而父母、祖父母控告子孙却无罪。可见，再浓墨不会被追究责任，就是包庇、窝藏犯罪亲属这样的渲染对亲情的呵护，也遮蔽不了人际关系等级森严积极作为，虽然可能严重妨碍司法活动，却也能得的事实。其中缘故，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到法律极其慷慨的包容。目前，修改后刑诉法对亲国》中点出的，是家的事业需要使然，是纪律排斥私情伦理的倾斜，其实只是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从情的结果。但这种考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