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广播发展制度建设与竞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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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媒体时代广播发展制度建设与竞争策略　　与郭镇之教授联系采访事宜时，她刚收到一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央电视台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与分析》。这本书上的一组数字，让这位以研究广播史入行的著名传播学教授的心里一阵发紧：“从各类媒体的渗透率情况看，传统的五大传媒中，电视媒体居首位，虽已接近饱和，但相比2007年渗透率仍有所上升”（99.23%）；“报纸虽依然处于媒体渗透率第二的位置，但是已经没有竞争的优势”（比五年前下降了6.56%，为53.97%）；“互联网媒体渗透率大幅提升，已经超过杂志”（第三位，上升33.17%，为51.88%）。杂

2、志居第四位（下降8.41%，为45.62%），“手机媒体的渗透率达到44.03%”（第五位）；“广播媒体的渗透率已降至33.41%，历史性地退出前五媒体排位”（第八位，排在车载电视和楼宇媒体之后）。几天后我们的采访也就以广播媒体的现状为切入口，一步步展开。一、广播在传媒界的总体地位和影响力在下降记者：您从央视这些年做的抽样调查和分析中，一定能看到近年来传媒格局中广播的变化，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您认为广播现在的状态像什么？17郭镇之：前面央视的调查显示，在2012年，广播已经退出了人们接触最多的五大媒体之列（2007年调查时的排序是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现在排到了第八位。虽然还没到

3、“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程度，在不少场合还经常能看得见、听得到人们在收听广播，但广播确实已经从过去人们每天必听的用具，变成了现在的可听可不听的媒体。总体上感觉，广播事业的现状有点像“维持会”，虽然摆脱了上世纪末的颓势，因汽车增长实现了复苏性增长，但往往仍满足于对上、对下都有所交待，缺少创新的动力和环境。这种状况和中国广播体制的垄断性保护有关。如果让广播完全进入一个市场竞争的环境，虽然可能会使广播变得更活跃一些、更主动一些，但文化状况可能还会恶化。现在有的广播里各种广告和推销太多太乱，很闹心。这也许是很多人放弃广播的原因之一。因此，广播要吸引听众，摆脱困境，需要一个新的机制，需要革新。二、制度

4、建设是广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广播发展的学术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但对广播发展的政策研究、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似有不足，您对这个怎么看？广播发展的政策研究和制定要如何做到科学化、前瞻性？17郭镇之：制度建设是广播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广播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多数国家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建立有一套法律法规，台长和工作人员的任用不仅仅来自行政任命，还要经过正规的法律程序；电台、电视台要定期更换执照，接受社会公众的批评监督。有不当行为时，按相应法律规则受到处罚，等等。就是说，广播电视的管理要法治化。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广播电视法》，它对广播电视的操作方式做出了

5、具体规定。《广播电视法》还规定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管理的法律法规色彩鲜明、公共服务的特点比较明显。比如，它有一个人数庞大的咨询委员会，由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公共目标的委员组成，监督广播电视的传播行为。如果某电台、电视台播出含有色情、暴力等不良内容的节目，被公众投诉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管理者不是下发一个禁令，而是要求这家电台或电视台将节目呈交审查，以便裁决。当自己判断不了时，会找专家来审定。17我曾经做过传播领域规制方面的研究。在法律体系中，最高的是《宪法》，其次是《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等成文法律，低层的是法规，最低的是法规性文件。虽然中国现在没有《新闻法》《广播法》（

6、有些国家也没有），但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对公民的相关权益是作出了规定的。比如，《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等等。但是，下面应该有对应的、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部门法具体化才能操作。我们现在只有《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这只是一个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并不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的严格的法律，下面对应的则是由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广电总局及所属的法规司、社会管理司等部门）下发的法规性文件，位阶低，数量多。这些文件的行政性大于法律性，所以，目前我国对广播电视的管理仍是以法制名义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于缺少专业的法制基础，这些年来广播电视发展的框架设计也有些折腾，很多政策

7、规定是随着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临时推出的，限制这个，禁止那个，缺乏长期实施的合法效力。而这些关乎广播电视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是需要长期稳定的框架设计的。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很多策略性的研究。比如，媒介经济的一些案例和课题研究等。这和政府导向有关，不少是国家社科立项、广电总局立项的课题。这些课题大多是为了解决很具体的现实问题而设的，都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样的导向促使学者们都去做策略性研究。一些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