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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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从法的角度漫谈依法治国执政党的底线——兼评稳定压倒一切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和坚持党的领导”，引发一轮“党大法大”的争论，可预见还会在实践中争论下去，——如果允许争论的话。因为，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是悖论也是深化改革现实。法治要求法大于党，而改革中法治又要由党领导推进，党不大不行。所以党大法大问题还需在改革中、在法治的推行与落实中解决。解决的情况取决于法治的推行与落实程度，说白点是，依法治国在实践中是真法治或假法治，党大还是法大是真问题

2、还是假问题，一目了然不辩自明。对法学者而言，争论是要争论的，因为现实是一回事，法治改革的目的与目标又是一回事。讨论与争论有利于解放思想，有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落实。但法学者是研究法的，法是研究底线的，所以法学者也要把讨论的问题重点放到法治的底线上，放在执着和考究执政党的执政底线上。一个人没有底线是流氓，一个组织或政党没有底线是流氓组织黑社会，一个执政党没有底线就是政治流氓政权。无论执政党的目标多么的崇高伟大，如果没有执政底线，或底线不知所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跟你去实现现代化、和谐社会，谁能保证会不会又搞成文化大革命？任何伟大的

3、政党都会犯错误，没有底线的错误是政治流氓的错误甚至是犯罪。比如文化大革命。逾越底线的错误或曰失误是执政党与制度共同犯错，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执政党没有底线或逾越底线的后果，迟早肯定会发生亡党亡国的祸害与灾难。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共产党执政最大的失误和错误从而致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创和灾难的，就是没有底线和超逾执政底线。文革的阶级斗争就是执政党没有底线、丢弃和践踏宪法和法律的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招至的祸害与灾难几乎亡党亡国，是错误、是犯罪？还得由历史作结论。本应警钟长鸣，最近却有学者提出要阶级斗争，不好说是文革倒退大逆不道，说

4、是与当前中央的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唱反调、放杂音总不会过。此刻有人重提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姑且不论，理论上的含义针对四中全会依法法治国特别是依宪治国显然而见，为继续“维稳和稳定压倒一切”放话也不言而喻。法治或宪政对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是限定执政党的执政底线，底线就是宪法至高无上、执政党依宪治国。这个底线是人治与法治、专政与宪政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前的执政党是没有也不讲底线的，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有阶级斗争和文革。改革后的82宪法已规定了执政党的底线：“国家机关、政党团体、公民包括国家领导人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

5、动“。同时修改的中共党章也规定了党的底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说明，国家对执政党的规定是有底线的，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自已执政也是有底线的。但执政党有底线是一个问题，讲不讲底线是一个问题。党的中央领导人从来没有讲到底线，中央决议也没有提底线，各级党委政府在司政中更无所谓底线，至少说，执政党的底线意识是淡薄的。至于有些领导干部说到底线时，说维护群众利益等等是底线，底线意识不是淡薄而是浅薄。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评价与判断一个执政党执政只能用正确与合格来评判，用是否光荣伟大正确证明和评判，是政治判断和标准，不是法治国

6、家的法治评判标准。执正党讲依法治国意味着执政党首先要接受法治合格的大考。合格的判就是执政党是否坚守执政底线。毛泽东在进北京执政前曾有过一次关于大考的讲话，现在看来，题目出得不错，答案全错，所以差点亡党亡国历历在目。四中全会习近平的讲话听起来也有点赶大考的意思，四中全会出的题目（法治）也不错，答案当然是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就不知道这一届的中央答得如何了，这是全国人民首以盼的答案与期望。这一届执政党的法治赶大考，是否合格是执政党是否坚持执政底线，是否做到依法治国道先依宪治国。总结改革后的执政党执政情况来看，历届中央似没有树立执政党执

7、政底线意识。四中全会决议的依宪治国，是中共中央重拾执政底线的申张，也是对过往改革的总结和检讨。前三十年的改革值得反思和检讨的有两方面的失误，一是维稳压倒改革。二是经济改革压倒政治改革。二才都是执政党贯彻维稳方针“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而“稳定压倒一切”就是执政党没有底线意识的集中体现，稳定压倒一切是没有底线的治国方针和理念维稳即维持稳定，是执政党的执政指标之一没有错，任何政权都会把稳定政权与稳定社会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但上升为执政的最高指标和根本目的就错了。把维稳作为最高指标和根本目的，就会把执政党自身的纲领目标和执政根本目的

8、、理念排除，就会对稳定的理解发生偏差，就会产生不正确的维稳方针和手段。现实上，目前执政党的维稳方针所反映到施政上就是一句话，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这句话不会见诸党章和法律，也不会见诸报纸，因为这句话只是前领导人的定调讲话。但现在大大小小的政府和党委无不是按这一句话作为维稳的总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