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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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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鬼使”到“千张条子”_条子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同“外夷”及藩属的关系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主要是安排朝贡与册封的相关事宜。其他各部臣工和地方官员一律不得与“夷商”、“夷使”私相交通。从制度上看,这项规矩关系到“朝廷体制”和“祖宗成法”,不可轻言更张;从观念上看,它关系到“华夷之辨”和“夷夏之防”,不容稍有疏忽。 然而时移事变,似乎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门洞开,金发碧眼的西洋人成为与大清朝打交道的主要对象。这些人全然不懂天朝的规矩,一味地要求增加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安抚”纷至沓来的西方使
2、臣,应付不断扩大的“通商关系”,1844年,道光皇帝批准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一个兼职,具有钦差大臣的性质,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没有下属机构。这个职位的设立,意味着封疆大吏负有直接接待西方使节的职责,也意味着西方使节获得同朝廷命官随时交涉的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西方同清朝的关系,由此而具有了官方交往的性质。只是清政府仍然一厢情愿地把与西方的关系看作是临时事务,一俟外部压力减弱,就准备相机裁撤通商大臣。兼领通商大臣的总督也常常故意玩忽职守。美国使节马沙尔在广州要求会见通商大臣叶名琛,商讨递交国书事,叶以“选定吉日”等借口
3、推拖搪塞,始终未予接见。叶名琛沾沾自喜,以为这种捉迷藏的把戏是玩弄“夷使”于指掌之中。对于这样的渎职行为,道光皇帝居然认为是“驭夷”有方,大加赞扬。清朝君臣的愚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又在中国获得许多新的权益。在外交方面,它们获准在北京派驻公使,可以直接同大清政府交涉。战后复杂的条约关系使清廷疲于应付,恭亲王奕Xin奏请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对外事务。1861年,上谕批准建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与洋人打过交道的奕Xin懂得,随着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中外交涉会远远超出通商的范围,因此再次请示,经批准后取
4、消“通商”二字。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大事。它表明同西方的交往触动了大清政权的中枢机构。与西方建立官方关系已经无从回避。不过在成立之初,为了排除非议,奕Xin还不能不强调这只是权宜之计,“俟军事肃清,外国事务较简”,便可裁撤。总理衙门的“总理”二字名副其实,因为凡与洋人有关的事务都推给它处理。在外交之外,它还要负责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机器制造、海关、铁路等等五花八门的事务。清政府的其他部院依然不得接触洋人。事实上,“严夷夏之大防”的观念根深蒂固,满朝文武视洋人如“鬼魅”、如“犬羊”,避之唯恐不及,绝少有人愿意主
5、动涉足洋务。这也是初期总理衙门的官员大多兼职而非专任的一个原因。 1861至1862年间,英俄法美等国的公使相继来京,建立使馆。按照国际惯例,中国也应当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总理衙门深感为难,其中“礼节一层尤难置议”。中国使臣在国外若按中国章程办事则恐洋人不依,若行西方之礼则有辱列祖列宗及天朝体面,真是无所适从。此外,历数六部九院大小臣工,熟悉外国事务者寥寥无几,难以挑选。因此,派遣使节一事只好“搁置”。 1866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休假。他建议清政府派人随他到欧洲一游,借以了解海外情况。总理衙门深感中国
6、不知外国情形,对于办理中外交涉颇多隔膜,因此欣然接受建议。经奏报批准旗籍官员斌椿带领3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游历欧洲。斌椿一行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游历了法、英、荷、俄等10多个国家。他们只是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然而足以使63岁的斌椿发出“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的感叹。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人远赴西洋。虽然不是正式的使团,却也表露出部分开明官员对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意愿。两年后,清政府正为同列国修订条约的期限已近而不知所措,适逢美国公使蒲安臣要卸任回国,于是总理衙门便聘请他为中国使节,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使团访问了
7、11个国家,向各国转达了和平往来、减少磨擦的愿望。这种主动姿态反映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大发展。当然,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以一个外国人充任领队,确有令人难堪之处。临行前,总理衙门指示蒲氏交涉事宜须与中国官员商量妥当,经由总理衙门核定。但他在美国期间却擅自订立条约,并迫使清政府日后不得不批准。然而此次派使,避开了礼仪上的为难之处(蒲氏可自行西方之礼),解决了人选上的为难之处(蒲氏谙熟各国交涉事宜),使中国终于迈出了派遣使节的历史性一步。两相权衡,或可说是得失相抵。 清政府再次派官员出使欧洲是在1870年。由于法国
8、教案,清廷被迫派通商大臣崇厚赴法谢罪。当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国内又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逃到凡尔赛的法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崇厚一行却规规矩矩地在法国等到局势稳定下来,向其政府道歉后才回国。这是一个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使命。不过,中国人有机会目睹巴黎公社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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