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论语》中的成语.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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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论语》中的成语——以孔子为中心如今很多人对于《论语》的作者是谁，第一反应当是孔子，但这正如认为《隆中对》是诸葛亮写的一样，犯了一个天大的常识性错误。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就说《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编撰的，而且言论并非只有孔子一人的，还包含着其他人的言论，不过这种语录体的写作方式，在当时没有录音机的情况下，言论记录的准确性就不得而知了。时至今日，这部《论语》承载着孔子的思想对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作为

2、汉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成语，也受到其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出自于《论语》一书的成语在一百条左右。如我们平时所说的“以德报怨”就出自《论语·宪问篇》，但我们断章取义地搞错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原文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从原文看来，首先“以德报怨”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其弟子说的，其次孔子要我们做的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对仇怨当以正直之道对待，不作相应的报复，但也不应曲意隐忍，而对恩德则用恩德来回报。因此,探求《论语》与成语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民族语言,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仁”是孔子最高的伦理

3、信条,尚仁德、重节操是他一生的信仰和追求。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中评价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时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由此看来,孔子认为管仲虽然有着不知礼、不节俭的毛病,但他帮助齐桓公使天下安定,保护了大多数人的生命,促进了民族的发展,这种大有益于民众的事就是最大的仁德!因此,后来人们就把有高尚志向和道德、为国尽忠、为民效力的人誉为“志士仁人”。孔子生活于天下“分崩离析”的动荡时代,他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己任,凭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毅勇进的精神,做着拯救社

4、稷的大事业。身处混乱之世,他要求自己和弟子们“见危授命”、“危言危行”,要“当仁不让”、“直道而行”,要“见义勇为”,“见危致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地位低贱,贫困潦倒,奔走于各国谋求实现自己的抱负,被人讥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他却从不“降志辱身”,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是“涅而不缁”,出淤泥而不染,时时告诫自己要刚强勇毅,“任重而道远”。他家境寒微,却能“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从不做不义之事,不取不义之财,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说,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贫贱到吃粗粮、喝冷水、枕

5、着胳膊而睡觉,那么我也感到快东；如果不合乎道义而得到富贵,就像过往的浮云,不值一顾。他赞美“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敬仰“岁寒而后凋”的松柏,也都是这种崇尚节操思想的表现。而这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孟子、司马迁、杜甫、范仲淹、岳飞、文天祥等志士仁人的身上都有体现。厚德载物,宽宏大量,是我们民族的美德,而这一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光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导源于孔子的“恕道”。孔子对“恕道”曾作过许多论述。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爱之人,自己有“立”与“达”的愿望,因而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立”与“达”。又说：“己所不欲,毋施于人。

6、”自己所不愿遭受的待遇或痛苦,也同样是别人所不愿遭受的,因此,就不要把这些东西强加于人。这样就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恕道”作了界定,并指明“能近取譬”、推己及人正是“宽恕之道”的心理原则和实践方法。在《论语·阳货篇》中他进一步指出“宽则得众”,即为人宽厚,才能取得拥护和爱戴。因此,孔子告诫人们对过去的事情要“既往不咎”,对从前的怨恨要“不怀旧恶”,即使受到别人的冲撞冒犯也要“犯而不校”。然而这并不是说孔子要人放弃原则,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正如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强调应该用公正来回报怨恨,以恩德来酬答恩德。因此,孔子所说的“宽恕”是要求在坚持正义的原则

7、下,对一些小事情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同时,他的这种思想也泛化表现于各个方面。譬如在为政上他强调要“为政以德”,认为有德的人，人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围绕在他的身旁,如星辰环绕着北斗星一样。在治理方法上,崇尚怀柔,反对武功,崇尚教化,反对酷刑,这与法家所行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孔子的这种思想既确立了我们民族人际交往中宽厚待人的基本范式,形成了我们民族某些优良传统,但也导致了宽厚有余而刚勇不足的柔弱民性,以及鲁迅所屡屡针砭的“易忘历史”的流弊。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一个人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