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文字部分.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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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战国四虎纹镜径12.2厘米，钮长1.3厘米，连钮厚1.3厘米，边厚0.8-0.87厘米，镜心最薄0.58厘米，边宽1.2厘米，重710克。桥形钮，三环钮座。整个镜背作四等分，饰四虎，纹饰规整，作高浮雕，虎耳耸起甚高，厚度已超过边缘。四虎横置于同一方向，头对准钮座，做噬咬状足皆有利爪，形体似扑跃姿势，尾部较小。横置的虎每头有七厘米长，在直径不足10厘米的内区，安排的非常妥帖。每头虎的尾部安置在后一虎的颈与前足间的空隙处。整个镜背留有很小的空间。空间不填任何纹饰，突出了主纹，虎颈有毛片，体躯上有精致的云雷纹，这是匠人精心设计。此镜相传于1948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镜体厚重，镜面较平坦

2、，与通常的战国镜不同。纹饰和山西侯马出土铸青铜器的陶范纹饰颇相似，铸造年代不会晚于战国早期。相传大量的战国薄型镜，大多是战国中期铸品。此镜较早，代表了三晋地区的一种式样。镜边平直，面缘上所留存的四等分线出自陶范，可见此镜浇铸、脱范后未经任何加工。四虎纹镜的传世，使我们知道当时范铸技术已非常高超。二、战国三龙纹镜径16.4厘米，钮长1.5厘米，连钮厚1.3厘米，边厚0.59-0.65厘米，镜心最薄0.12厘米，边厚1.4厘米，重325克三弦钮，三角云纹钮座，外围凹弧形带一周。主纹为三虎，做浅浮雕，龙头居中，作回顾状，张口吐舌，龙角的线条向左连接一菱形回纹，体躯盘旋作蔓枝状，三龙之间蔓枝

3、相连，组成繁密的图案，空间以细点和雷纹为地。镜面平坦，狭缘上卷。龙作为纹饰起源很早。商代早期青铜器上的龙纹形象不太具体，商代中期已有比较明确的形象。在商代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商到西周时代以爬行龙纹为主，除了少数有立体龙的装饰以外，一般平雕的纹饰只见龙的侧面形象。到了西周晚期以卷体回顾式龙纹维多，春秋、战国之际盛行卷龙纹和交龙纹，即龙的躯体做蜷曲状或是两龙相交状，这种纹饰比较粗壮的称蟠螭纹，较小作繁密式排列的称蟠虺纹。在战国青铜镜上，一般都是蟠螭纹，也就是形体比较大的龙，体部弯曲、盘旋。镜背上一般以三组到四组构成一个整体图案。这类题材的纹饰，在战国青铜镜

4、上曾流行一时，但在同一地区，不同工匠设计的图案，只能大致相同。湖南长沙容园864号战国墓出土的龙纹镜，粗看花纹形式与此镜相同，也是三组龙纹和菱形回纹，仔细看，结构就不尽相同了。三、战国三龙纹镜径16.7厘米，钮长1.4厘米，连钮厚1.15厘米，边厚0.54-0.59厘米，镜心最薄0.17厘米，边宽1.6厘米，重360克。三弦钮，截取菱形格的雷纹和细点纹作为钮座的地纹，外围浅凹弧形圆周，宽度为1.2厘米，外又有一圈极狭的复线。主要纹饰为三组蟠龙，龙头较小，张口，后顶处有一向下弯曲的角。蟠龙做盘旋环转之形，有不甚显著的双爪，两侧有复杂交连纹饰组成的变形龙翼。其主纹用0.2厘米均匀的狭线条

5、构成，地纹是雷纹和细点纹。整个构图线条活泼流畅，结构变化，得心应手，足见战国时代铸镜匠人技艺之高超。素平宽边上卷，镜体极薄，镜面平坦。这种形的蟠龙纹，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的青铜器上都有发现，大多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卷龙纹和交龙纹之类。这种纹饰的构图非常复杂，都是单体纠结或相互交缠，有的还有角。1955年湖南长沙侯家塘第13号战国墓曾出土过云纹地龙纹镜，与此镜形制、纹饰相似。四、战国三龙纹镜径15.9厘米，钮长1.1厘米，连钮厚0.7厘米，边厚0.33-0.4厘米，镜心最薄0.15厘米，边宽1厘米，重260克。三弦钮，弦纹圆钮座。主纹是三组龙纹作浅浮雕，每一组纹饰的龙，体躯纠结近似菱形

6、，长尾细屈而展开，略似凤尾形。其中，两龙尾上有燕形翼，而一龙尾则作花蒂状，颇为奇特。三龙皆一足而立，这显然是图案的有一种变形。地纹用勾连雷纹，间以极规则的细点。其范精雕细刻，实足惊人。镜面平坦，狭边上卷。这类龙纹在图案结构上为追逐式，线条流畅活泼。在战国镜中至今尚未出土过与此镜相同的纹饰。《岩窟藏镜》图43，细地纹三兽镜，地纹与此镜相同，主纹就是三条回顾的龙，龙尾部的装饰与此镜相同。据载此器为河南开封附近出土。一、战国三龙连弧纹镜径11.8厘米，钮长0.7厘米，连钮厚0.6厘米，边厚0.14-0.20厘米，镜心最薄0.14厘米，边宽0.85-1.55厘米，重120克双弦钮，三线圆钮座

7、。主纹是三蟠龙，空隙处填以菱纹组成的三角雷纹图案，并以细密的点纹作为边框，具有繁丽的效果。龙纹用实线表现，没有细部纹饰。以此，主纹和地纹构成了明显的对比。外围十二内向连弧作为镜缘，镜面平坦，镜边亦平整而薄，与楚镜的边式不同。龙纹的头居中，作回顾式，体躯盘旋，右而为龙之长尾，曲折而下垂，左面从龙腹部下伸出一条花枝，弯曲向下，形成对称图像。这类以连弧纹为镜缘的青铜镜，湖南长沙潘家坪第6号战国墓曾经出土。但此镜镜面上有青铜本色，未尽腐蚀，故当是中原地区的出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