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之间都会存在分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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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生之间都会存在分歧，更何况医生和其他没有医学知识的孩子父母之间，因为紧张和担心，家人之间都会产生质疑，更何况本为陌路人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孩子一发烧，大部分家长的愿望是孩子早点退烧，觉得烧退下来了，孩子就恢复了健康，自己就安心了，所以就不顾一切的想给孩子退烧。不管发烧是什么原因。在很多人眼里，打针才是真正的治疗，打上针了心里才踏实，孩子发烧医生不打针就是不负责任。这种心态其实蛮普遍，2013年5月沈阳一个家长，就因为自己孩子高烧不退，对医生拳打脚踢导致脑震荡。2013年11月，佛山一老医生因为拒绝给一孩子开吊针，被孩子爸爸打伤。也就在昨晚，去年大年初三，我们医院急诊科一个医生，因为接诊

2、一个发烧的孩子没有开吊瓶，被认为是不负责而遭到家长的殴打。在计划生育以后，大部分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承受着几代人的关爱，我作为一个儿科外科医生，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做出的医疗决策，在有儿童内科医生认同的情况下，都会被自己家人质疑。试想，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别的医生，她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医生？如果我不是孩子的父亲而是别的医生，面对这样的质疑，甚至还要面对殴打，还会愿意这样坚持原则吗？下面正好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去年年前，妻子休假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走之前我感觉孩子已经有点呼吸道症状了，到娘家第二天就出现高烧，迅速烧到40.2度，并叫喉咙痛，一边的耳朵疼。这是孩子第一次不在我身边的时候生病，经

3、过幼儿急疹那一次，以及此后多次的验证，家人终于确认我不仅是孩子他爹，还真的是一个儿科医生，所以在孩子健康问题上我已经拥有了话语权，所以孩子妈妈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了。和所有的家长一样，我听到自己孩子生病的第一反应也是心急如焚，但视频里也只能看到她病恹恹的躺着，其它情况都不清楚，我一面叫继续观察体温情况，多喝水，物理降温(当时我也认为发烧应该物理降温，如果不是自我学习我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多休息，体温太高了就给退烧药。因为孩子走之前已经有些呼吸道的症状，又叫耳朵疼，还刚坐了飞机，我担心呼吸道感染合并中耳炎，就嘱咐如果第二天还高烧的话就去医院看看。到了第二天，孩子仍然持续高烧，我联系了当地

4、儿童医院的同学，让妻子带着孩子去找他，他也是外科医生，他又带着孩子找了一内科主任帮忙看了，验血白细胞1.8W,中性粒细胞比例也高，考虑化脓性扁桃体炎，建议打针，开了头孢噻肟钠，同时开了清开灵颗粒，妻子问我要不要打。我没有看到孩子，在诊断上我完全信任医生，孩子感染症状和指标都有，用抗菌素也没有问题。但化脓性扁桃体炎病原菌以溶血性链球菌为主，首选药物是青霉素，头孢噻肟虽然级别高但未必效果更好，虽然孩子有高烧的症状，但没有病原学基础上，直接上头孢三代针剂在我看来还是有些过了。孩子也能进食，既往她也用过阿莫西林，我就叫她先不打针，回家先吃阿莫西林再观察，至于那个中药，有看我微博的都知道我肯定会

5、直接无视。吃药后当天，孩子仍然是持续高热，妻子又有些坚持不住了，说还是想抱到医院去打针，说人家好歹是内科主任，经验肯定比你多，我顶着压力叫她再坚持，到了第二天下午，体温开始下降并趋向正常，三天后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那家医院是我大学及研究生实习的医院，那个医生说不定也曾经是我的带教老师，在医患关系的现状下，我也特能理解她的用药思路。就像前面讲的，很多人到医院就是要求立马解决孩子的病痛，发烧的就要求早点退烧，不然就要问责医生，甚至拳脚相向，在这种压力下，迁就患者保护自己成为很多医生的选择。在抗菌素指征很明确的时候，有很多种选择，选择更强力的广谱药物，用起效更快的静脉给药，短期效果又快又好，

6、病人欢喜，医生说不定还能获利，皆大欢喜。至于风险，短期内输液反应毕竟少见，远期产生的问题也很难关联到这次治疗上去。而口服阿莫西林，需要做皮试，起效慢，碰上耐药菌机会也大，效果不好可能被质疑，吃力又不讨好，大部分患者都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哪个医生愿意去选择？我把这个经历发到微博上，有北京大医院的儿科同行说，化脓性扁桃体炎自己也会上头孢三代。所以，我即便是去的另外一家医院，找得另外一个医生，也可能是这样的方案。在这样的医疗体制下，医患关系现状下，我们的医疗体系能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方案。现状是各方利益平衡之后的产物，社会里每一分子都得面对，包括医生自己成为患者之后，否则就要自己去承担额外的风险。

7、而每一次的伤医案发生，只会更坚定更多医生采取防卫性医疗的决心，也就会有更多无辜的患者为那些行凶者的行为买单，这就是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当然，患者这么迷信输液和抗菌素，医疗界并不是清白的。这些技术应用都是近代的事情，传播医学知识的主体还是医疗界，民众的观念还是来自医生们的潜移默化，在中国静脉输液和抗生素的滥用是不争的事实。一般而言，年龄更大的人对这两样东西的迷信更多一些，老人们对网络接触得少，观念更新不如年轻人，而这些老人的观念也是由更老的那批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