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伤寒杂病论之困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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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伤寒杂病论》之困惑（6）伤寒方剂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很困惑的，到目前为止对于伤寒的方剂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伤寒的方是否按君臣佐使来配伍？伤寒杂病中剂量到底是多少？  第一个问题，君臣佐使的问题。在伤寒中有的方可以认为有君药，但是大多数的方我很难找到哪个是君药。如伤寒第一方桂枝汤中君药是桂枝还是芍药呢？真的很难说君药是谁。有很多人都认为桂枝是君药，大学的方剂学教材也是这样写的。然而桂枝汤中芍药的作用就不大吗？量也是跟桂枝相同，都是三两。读很多次的伤寒总是觉得用君臣佐使来解释伤寒的方有点牵强。仲景在处方时应该没有考虑那么多

2、吧？现在的医生谁又会去想君臣佐使呢？本人更同意伤寒的方不分君臣佐使的观点。从仲景加减用药的心法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仲景是根据病机在用药，但有时候仲景也根据症状来对症治疗。其中中医特色之辨证治疗大家都认为从仲景开始，但是读《金匮要略》时仲景每一篇的题目都是：······病脉证并治第······。而辩证理论体系从六经到八纲，卫气营血，到三焦，到经络，到脏腑等等一个又一个的辨证体系，已经跟仲景指出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不一样了。特别觉得脏腑辨证更是有不自信的意思。可能是西学的影响，非搞什么中医科学化，非想把自己向西医那边靠。其实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人体是一

3、个整体，你说阴虚了之后哪个脏不虚？阳虚之后那个脏不阳虚？肝阴虚和肾阴虚又有什么明显的其别。然而脏腑辨证使中医的疗效大打折扣。中医也没有什么辨证论治了，看唐代的很多医书发现中医跟西医一样，都是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什么药就完了。唯一不同的就是西医更重视病，中医更重视症状而已。这也是读《神农本草经》发现为什么它所记载的只是症状而不是证，而有很多症状根本就不能用同一个证来解释。中医把一大堆症状简单的加起来就叫什么肝阴虚，什么肾阴虚的。可是结果呢用的还不都是滋阴的六味。有那个必要分吗？或者，不同的病辨为同一个证，用的药就是一定一样吗？很显然很多时候是不可能这样机

4、械的用药的。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那有何必多添辩证这种麻烦呢！辨方证就可以了。所以本人更倾向仲景没有辩证论治，至少没有今天人们说的这种辩证论治，也没有什么机械的君臣佐使。只是依据病情把某个药物的量加大或是减少或者直接不用。  第二个问题，剂量的问题。仲景用药的剂量是多大，也是很多人争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关系到药典的定制剂量。同时这个问题对于很多有名的医家又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本人还是觉得伤寒用药的量很大。抵当汤中每种虫的数量，今几人敢用。用其物之人尚少，何况三十条之多。就算缓剂抵当丸也是5条啊！现在人们也就是用一两条吧！若桂枝汤把一两

5、当之一钱，也就是3g用，大枣十二枚的话煮出来就是“可乐”了，甘味还有什么解肌发汗作用啊！总之，仲景在用方时药味都很少，两都很大。这也可能是现在中医的疗效大打折扣的原因之一吧！轻微之疾我们可以把一两当一钱也就是3g用，病人吃了也会有效。但是要吃很久，达到治疗所需的量才能把病人治好。仲景开方一般就是一两付，并且很多时候还强调中病即止，也可想经方的霸气了。在今天的时代可以这样把一钱当3g用，但是危重病人非大剂量的药则无效。这也给中医看危重病人设置了很多障碍，比如说我想用大剂量的附子救一个要死地病人，如果病人没有救过来，病人家属反而把我告了，说我用大剂量附子将

6、其毒死，并且药典上的量就那么少,我是违反药典使用，我一定会被告倒的。我想这也是现在中医不治危重病人的原因。即使有良知的医生也会先保存自己，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希望药典里的量改改，否则中医慢慢的会因为疗效差而没有市场的。  还要强调的是经方中的剂量的数字，药物的味数有没有什么能量或者特殊意义？如大枣为什么很多时候是十二枚？是为了让大枣通行十二经吗？也许是这样吧！但难道我用十三枚就有很大差别吗？不会吧！个人更希望像日本汉方学派一样单纯的解释伤寒，这样也好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