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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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轼治水千古一东坡！说起苏轼苏东坡，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未必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巨匠，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或许是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光芒太盛，人们对他其他方面（如兴修水利）的“闪光点”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实，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成就了得，作为官员的他还善于治理一方，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屡有创举，令人刮目。（一）徐州治水“学而优则仕”，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结，苏东坡也一样

2、，骨子里长满了走上仕途建功立业的渴望，只是命运多舛，开一代豪放文风、领袖文坛的苏学士在官路上走的一直踉踉跄跄。事实上，通才如苏轼，真正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是在不惑之年以后。此前，苏轼曾任杭州通判（一州的副长官）之类辅佐官员，虽尽心竭力，不辱使命，却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治在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虽为一方大吏，但因所辖之地偏远贫困，且苏轼上任时“旱蝗相仍，盗贼渐炽”，其所作所为无非是抗旱、灭蝗之类的“灭火”之事，依然没有逞才的广阔天地。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42岁的苏轼就任

3、徐州知州。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一不留神，孟夫子的话便应验到苏轼身上，等待这位新知州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滔天的洪水。这年七月，黄河决于澶州曹村（今河南濮阳西），汹汹洪水“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夺泗入淮，如脱缰野马，直扑徐州城。徐州城外，汪洋一片，水深九米多，高出城中平地丈余。面对汹汹洪水，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富户大贾争相逃离。在此危难关头，苏轼作为徐州的知州，没有弃城逃离，而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率领全城军民防洪抗灾的责任。大水围城，人心惊恐，面对危难，苏轼没有慌乱，而是镇定自若，

4、一派大将风度。他大声疾呼：“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与城池共存亡，言之铿锵，无所畏惧，让慌恐的百姓吃下了第一颗“定心丸”。接着，他又苦口婆心地把那些要逃离富家大户劝留下来，此举同样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苏轼知道，光靠宣传鼓动给大家吃“定心丸”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迎战洪水措施，并见之于行动。他见徐州城墙到处漏水，便紧急组织城中百姓加固城墙，堵塞漏洞。风雨中，他又趟泥涉水连夜赶到徐州武卫营禁军驻地，恳请驻扎在城中的官兵助一臂之力。按照大宋的规定，禁军归皇帝直接指挥，州官无权调动城中军队。苏轼晓

5、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禁军首领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言罢，便率领士卒带着畚锸等劳动工具奔赴防洪抢险的战场。有了这支生力军，徐州城的抗洪保卫战无疑增加了胜利的砝码。为确保城池万无一失，苏轼还率众在城中“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作为防洪的第二道屏障。他还“使官吏分堵以守”，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避免了抗洪抢险职责混乱、顾此失彼的问题。作为徐州主官，苏轼以文弱之躯，“过家门而不入”，始终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他甚至在城墙上搭了一个临时窝棚，以为栖身之所。严防死守70多个

6、昼夜之后，洪水终于退却了，徐州城保住了，百姓得救了。徐州抗洪，苏轼受到了神宗皇帝的嘉奖。水退后，苏轼修表呈奏朝廷，一方面请求朝廷免去徐州百姓赋税，一方面请求拨款修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但奏折呈上，如石沉大海。苏轼见朝廷不支持修石堤，便退而求其次，建议改用坚木加固堤防。这一次朝廷没有反对，于是，苏轼带领百姓“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即将外城墙与护城大堤合为一体，用木桩对加固堤防，以防御洪水卷土重来。为了纪念抗洪斗争的胜利和镇水患，苏轼命人在城东门挡水要冲处建造了一座两层高楼，并用黄土的颜色饰以

7、外观，名之为黄楼。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胜的观念，黄色代表土，黑色代表水，水来土挡，“土实胜水”。黄楼成为防洪御水的象征。近千年间，黄楼巍然，屡废屡兴，标志徐州。如今的徐州黄楼，高耸于古黄河畔，为双层飞檐仿宋建筑，重建于1988年。“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这是明代诗人吴宽《赋黄鹤楼送李贞伯》的诗中对苏东坡的赞誉。自这次抗洪抢险到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540多年间，徐州城虽水患灾害不断，但因为苏轼当年率众“筑堤横亘长如虹”、“黄楼高起城之东”，城池一直安然无恙。后人缅怀苏

8、轼当年抗洪保城的历史功绩，将其当年带领民从抢筑的长堤称为“苏堤”。（二）杭州治水苏轼兴修水利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在杭州写就的。苏轼曾两次出任杭州的地方官，“居杭州积五岁”。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一次是元祐四年（1089年）任杭州知州。在任期间，他导演了一出又一出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好戏。第一出是整修“六井”，解决杭州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杭州濒临大海，“地泉咸苦”。唐代，刺史李泌始作“六井”引西湖水。所谓作六井，就是开挖六座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