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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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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张中丞传后叙的艺术风格:1、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神气流注,章法浑成。文章先议后叙,看来是两大部分,但毫无脱节之感,这首先是因为不管是叙述,还是议论都服务于赞美英雄,斥责小人的鲜明主题。 从整体上讲文章的前半部分侧重议论,但议论中带有叙事。例如:“远虽材若不及巡者,……与巡死先后异耳”。这节文字主要对许远的高贵品质进行议论。但也附带叙述了许远开门纳巡,授之柄而处其下的事迹。把议论与叙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再如“诚畏死,何苦守尺雨寸之地……以与赋抗而不降乎?”这一节文字主要针对“畏死”的论调进行驳斥,但又包含了对许远杀所爱的人充饥的事迹的叙述。2、人物之间
2、的相互映衬和衬托 文中,张、许、南三个正面人物,相互映衬,各显个性,许远官职本在张巡之上,因巡贤能,授权于巡,自然其下,并最后一起守城而死。这里既突出了许远的谦和让贤,又映衬出张巡的杰出才能,睢阳城陷落后,敌人劝降南霁云。张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将欲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这里一呼一答,既写出了张巡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又写出南霁云想保存实力,何机复仇的心理。而且从他的答语中,可见张巡在部下眼中的崇高威望,两个相互映衬,更见英雄气概。 文中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一段,是以反面人物贺兰进明的卑鄙无耻,衬托南霁云的忠肝
3、义胆和刚烈性格,刻画人物极其传神。二/长恨歌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创作风格长恨歌艺术特色p149;白居易的创作风格,主要从他的诗歌主张来看,他注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注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诗
4、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
5、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7/7“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
6、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
7、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
8、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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