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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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告别中医中药[概要]：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主张［１］。继之，在我国陆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以汪大燮为代表

2、的一派，主张“废除中医中药”；以余云岫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废医存药”；以周雪樵为代表的“《医学报》派”，主张对中医进行改良，即推行中医科学化。可是，医之不存，药之何附？可见，“废医存药”不是中医中药的出路。又，中医越是科学化，中医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多，足知，中医科学化拯救不了中医。于是，在知识界的名流中，主张废除中医中药的居多，其中包括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蒋梦麟、丁文江等。经过120多年艰难的探索，笔者以为，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  1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   

3、 医学属于科学范畴。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自觉地寻求自身的进步。然而，遗憾的是，中医一直没有寻求到一条可以使其进步的道路。1904年开始的中医改良，本想探讨一条进步的路径。可是，这样的探索进行了100多年，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科学化不但没有为中医中药的未来指明前途，反而更多地暴露了中医中药的缺点。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科学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进入

4、90年代以来，还有相关文献支持这些结论［２-5］。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科学化，而在于复古。可是，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由此，中医走入了一种既不可能科学化，也不可能复古的尴尬境地。学习参考.....  众所周知，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伤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

5、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６］。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只不过，古中国的草医草药不但晚起于其

6、它文明地区，而且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自我进步的道路。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７］。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

7、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但是，由于在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3］。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

8、没有“医”，只有“巫”。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至于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