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抗战为何越打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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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桂系抗战八年为何越打越多抗战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实力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桂系与蒋介石实现和解，但矛盾依旧。12月，当李宗仁听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曾打破滴酒不沾的习惯，满饮了一杯白兰地，高兴地说：“蒋公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蒋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国人之义愤！”但“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

2、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两广事变”，打出的就是“北上抗日”的旗号。白同时告以蒋允许桂军扩编的承诺，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此，桂军在原有14个团的基础上，招募新兵10万人，扩充为40个团。桂军2个军的番号，扩编为5个军，组成第十一（李品仙）、十六（夏威）和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抗战初期

3、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损失颇大。其后，桂系再度改行李宗仁早先保存实力的方针。台儿庄大捷后，军委会调集部队增援徐州，这是开向徐州的增援部队。6/6在第五战区，桂系致力于收拢杂牌军，尽量不与日军交战抗战期间，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其主要扩充手段之一，是积极收拢杂牌军，并与日军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对杂牌军，李宗仁的态度是多多益善，“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下辖的大都是“杂牌军”，有西北军，也有川军。此时李宗仁就“乘机团结杂牌军队，延揽各派系人才，扩大自己声势和实力。”第二十二集团军属川军，装备落后，二战区阎锡山、一战区程潜都不愿接纳。白

4、崇禧发电报询问李宗仁要不要川军，李回答：“诸葛亮用草人尚能胜敌，五战区欢迎川军。”刘汝明是冯玉祥旧部，在投奔李宗仁后，被委以重任。西北军的另一个将领庞炳勋有六个团的兵力，但中央只拨给四个团的供给。李宗仁知道后，一面帮庞说情，一面给他拨了六个团的供给。李宗仁为招揽西北军将领，在樊城、老河口等地专门修建宾馆，准备好鸦片和赌具。出身广西，曾在冯玉祥、宋哲元手下任职的黄建平作为李宗仁的使者，消除桂系和西北军之间的隔阂。1941年，汤恩伯要收编米文和部（原石友三属下），结果在黄建平的引荐下，米文和被李宗仁收容。五战区保留了米部原有建制，并发放了充足的粮秣补给，以致“米文

5、和感激得老泪纵横”。米文和的六十九军与刘和鼎的三十九军挂着军的番号，实际加起来不足两个团，且将老兵衰、装备破烂。但李宗仁也对他们礼遇有加。李宗仁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在李手下负责情报工作的庞盛文回忆，“实际上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任用就给钱。长官部有许多的挂名高参和参议，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上都是说客，都是使者……为团结各方面而工作的。”1945年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行前“他仍然做了巩固他的成果的工作，到各处去一一告别，并带着黄学邨、尹冰彦到了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带着微笑与他们谈心。”“他

6、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和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川军师长王澂熙回忆，李宗仁在第五战区“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下功夫协调各方和团结杂牌部队，以求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对日军，桂系与之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1944年，驻扎在合肥东南的伪军团长陈俊之，希望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商谈“防共”。日军制定的协议内容为：“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

7、责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他日用工业品。”6/6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后来“有一次新桂系的一O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那些逃经淮南北端的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又一次，驻炯炀河的日军偶然进入桂军防地，被桂军截击，打死小队长一名和几个士兵。驻合肥的日军岛田部队长就大发雷霆，说桂军不守协约，袭击日方没有战斗准备的不对，要桂军惩办所属部队指挥官并向他道歉。”后来，桂系漆道

8、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