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士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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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牍所见“士吏”研究综述［摘要］“士吏”作为职官虽见于传世文献，但其记载过于简略，长期不被学者重视。二十世纪简牍人量出现，“士吏”逐渐为学者所关注。无论是以居延、敦煌汉简为代表的西北简，还是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这样反映行政机构情况的简牍，其中都有关于“士吏”的记载。这些出土简牍加深了我们对“士吏”的认识，为研究“士吏”提供了材料支持。［关键词］简牍；士吏；综述最早对士吏进行研究的是王国维先生，他在《流沙坠简》一书烽燧类第六简的考证中认为士吏是主兵之官，并以《汉书?匈奴列传》注中所引《汉律》和《汉书?王莽传》地皇元年二月王莽改革军制时所下诏

2、书为佐证，认为士吏当为汉代职官。随后，王国维先生在对烽火类第四十简讨论时提出“隧候之官有士吏、有候长、有候史、有燧长，士吏者主兵之官，所辖亦不止一隧，故序于候长Z上”。这可以被看作是对西北边塞候官内士吏同其他官吏间关系的最早论述。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延屯戍简的大批发现，对士吏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一书屮，劳?先生对士吏和候的关系作了初步论述，他的观点是“候官缺，士吏行其事，不官近次，是则士吏Z于候官，亦犹长史Z于太守，分所当摄，不更言资历也”。从现有材料看，此种观点虽不甚确切，但为进一步讨论候与士吏关系及士吏“兼行

3、候事”奠定了基础。此外，劳？先生在《从汉简中的啬夫令史候史和士吏论汉代郡县吏的职务和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第1分册）一文中深入考察了士吏。此文涉及士吏的秩级、转迁除授等情况，其核心是研究士吏与候长的关系以及士吏的职责。作者认为，士吏主要的工作场所在候部，日常勤杂事务由候长负责，士吏主要肩负军事事务。不是每个候部都设士吏，但在设置士吏的候部中，士吏拥有最高决策权，在某种程度上，士吏即为候部正职，而候长是候部副职。这篇文章将士吏职责，尤其是士吏、候长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可谓抓住了士吏问题的本质。在《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

4、籍出版社1986年版）中，陈直先生针对《汉书?匈奴列传》注中所引《汉律》，又结合居延汉简中对士吏的记载，提出士吏不是塞尉独有的属吏，候官、候长下也有。此外，陈直先生又根据敦煌汉简，讨论了士吏与造史的关系。陈梦家先生在士吏研究方面，创建颇多，其相关论述主要见于《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先生关于士吏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儿点：笫一点，候、塞尉下皆设有士吏，士吏的地位低于候和塞尉，高于候长、候史、燧长。候部中的士吏由塞尉派遣，直屈于塞尉，作为塞尉和候部之间的纽带。第二点，士吏以谨候望、督烽火、备盗贼为职，是武吏。但若从吏除授名籍屮士吏的评

5、价和冇时士吏参与候官文书签署这两方面看，又可以是武吏。第三点，在兼行及调、补、除、授方面。一方面，士吏可兼行候事，可调换为候长，也可降为一般士卒。另一方面，隧长既可以被擢为士吏，又可以试守士吏，传舍啬夫也可被提拔为士吏。在王莽时期，造史也可升任士吏。第四点，士吏秩禄方面，陈梦家先生，推定士吏秩比二百石，月俸一千二百钱，益俸后月俸为一千六百或一千八百钱，新莽时期士吏减秩为百石，至东汉初期，士吏秩为比百石。士吏前加“有秩”，即表示秩百石，王莽时期改为秩“庶士”。对于此点，在《居延汉简簿籍分类》一书的第二章中，李天虹先生结合七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简

6、认为士吏秩百石在汉代为通例，原先士吏月俸为一千二百钱，益俸后月俸变为一千八百钱。此外，李先生还注意到给士吏发俸的特殊情况，即在王莽时期的以吊充禄和用新莽货币“大黄布”支付士吏月俸。总体而言，陈梦家先生在将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进行比对研究之外，还重视考察简牍出土地点，并以此为基础对同类型简牍进行排比归纳，対士吏一职的执掌、作用、秩级等方面做了全面、精细地梳理。口本学者对于士吏也有一定的研究。口本学者藤枝晃在《汉简职官表》（载《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提出的新观点是：在敦煌简屮，士吏都驻在烽燧屮，对作者的解释主

7、要围绕士吏的级别、执掌及烽燧的发展变化展开。永田英正在《居延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士吏作为武吏被派往重要候、隧，肩负候隧的军事指挥和督查职能。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敦煌汉简中的确存在有驻于燧的士吏，但是否敦煌地区的所冇的士吏都驻在烽燧，是否存在秩级低于候长的士吏，这种现象有无制度上的保障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以及居延地区究竟有无士吏驻扎烽燧，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利用更多的材料加以进一步说明、佐证。大庭?在《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注意到士吏可以在候官文书上签名，代

8、替候行使职权，在肯定士吏是武吏的前提下，他认为士吏，具有文吏身份。但同一个职官在职能上具有两种性质，可能需要再考虑。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睡虎地秦简发现为开端，县级行政机构屮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