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_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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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当下，有关法学方法的讨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研究以及以移植西方制度为目的的研究双双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中国法学终于迎来了本土化建构的时代。而在法学方法上，法学界出现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两大流派。一时间，信奉不同方法的学者俨然加入了两个学术阵营，相互之间发生着对话和争论，其中还不乏一些较为尖锐的批评之声。一些法学研究者有个思维定势，对于明明属于自己每天都在坚持的东西，经常要冠之以西方的名称和概念。对那种

2、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本来已经有“规范法学”、“法解释学”等现成的称谓，可一些学者却偏偏引入了源自德国的“法教义学”这一洋名词。笔者在本文中沿袭旧例，仍然称其为“规范法学”。对于这种研究方法，部门法学者往往情有独钟。那些从事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对于各个法律规范的立法精神、体系结构、规范要素、责任后果等进行着越来越深入的解释性研究。这种研究的共同特征主要有：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法律规范本身，尤其是那些成文化的“书本法律”；关注法律规范的建构和立法的完善，将构建良法美制作为研究的归宿；注重法律规

3、范内部的逻辑演绎和规范分析，强调成文法体系结构的完整性；追求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注重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解决法律实践中的问题……规范法学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坚持一些源自西方法学的理论前提，这种研究过于注重演绎推理，也就是在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原理”、“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对中国法律问题进行或批判、或建构、或解释的分析。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立法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坚持那些源自西方的法学原理，而司法实践出问题的主要表现则是成文法遭到架空和规避，司法实务界没有接受西方法学的那套概念、思维和价值判断。对于成文法规范的

4、正当性，研究者习惯于从基本原则上加以解释，而这种基本原则又深深地受到西方法学的影响，如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适用法律一律平等，民法中的公平、等价有偿、情势变更等，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成比例、正当程序等，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程序正义、有效辩护、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等。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按照现行成文法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困境的疑难案件，研究者除了提出一些老生常谈的立法完善方案以外，再也无法给出富有启发性的建议。对于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规范法学研究者几乎成了“低能儿”，除了将问题归结为立法不完善、成文

5、法过于抽象等原因以外，几乎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是，规范法学研究者把本来属于一个整体的法学研究予以肢解，使得宪法、刑法、民事、行政法和诉讼法的研究相互隔离，出现了“老死不相对话”的局面。于＊本文也是国家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成果。·２２·笔谈：法学研究与论文写作是，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属于自己领域中的法律问题作出解释和评论，对于超出自己学科领域的法律问题，既没有解释的能力，也没有研究的兴趣。而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恰恰发生在不同法律学科

6、的交叉地带。对于这些交叉性问题，规范法学几乎提不出富有创新的观点。例如，刑民交叉领域中的问题，涉及刑事法和民事法的关系、刑事追究与民事追究的优先顺序以及刑事管辖与民事管辖的冲突等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无论是刑法学者还是民法学者，都往往“自说自话”，别说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就连从别的学科角度理解问题本身，都发生了困难。又如，近年来出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属于立法者将那种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的典型范例。这一制度最初没有成文法上的依据，是司法实务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所做的改革尝试。但对于这一制度，刑法学界最初

7、批判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背离罪刑均衡原则”或者“带来同案不同判问题”，刑事诉讼法学界则批评其“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正义理念”，民法学界则对其不予置评。再如，对于横跨多个学科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规范法学研究者除了效仿西方制度提出改革对策以外，再无创新性贡献。当前正在推进的“法官、检察官员额制”、“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制度”、“司法裁判与司法行政管理分离制度”等改革措施，几乎都是效仿西方司法制度所做的改革尝试。信奉规范方法的法学研究者，除了以西方经验和法学教科书为蓝本，提出建议或者批评以

8、外，再也发不出其他的声音。规范法学方法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境，主要是因为它“仅仅站在法律之内看法律”，走不出自说自话、循环论证的“逻辑怪圈”。规范法学将法律规范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将完善立法、解决司法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混淆了“法制”与“法学”的界限，根本提不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往往只能跟着西方法学的步伐，甚至创造出一个中国学者心目中的“西方法学”